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杨宪益先生因病抢救无效,于11月23日在北京煤炭总医院去世,享年95岁。得知这一消息,记者一下子怔住了。作为和先生交往有年的一个晚辈,我本想等老先生出院后去看他,不料此次老先生是一去不回,我的心里很是难过。杨先生是我极为敬重的人,他的为人和为文,他与英国女士戴乃迭的爱情佳话,无不让人感佩。

　　杨宪益先生作为翻译大师的成就,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他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与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他还翻译了《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经典作品。中国的文化能够传之于四海,杨先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一点是世所共认的。随着今后中国文化的影响不断地扩展,杨宪益的名声会越来越大,越来越被人所知。除了介绍和翻译中国的经典著作,杨宪益翻译的英文诗歌受众广泛,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影响了一批诗人。诗人桑克称他最喜欢杨宪益翻译的《英国近代诗抄》,包括叶芝、雪莱等人的诗歌。诗人臧棣说,杨宪益的诗歌翻译严谨,注重语言的美感,有自己的特色,对他在诗歌语言方面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杨宪益懂古希腊文,还曾经翻译过阿里斯托芬的喜剧。

　　记者认识杨先生,是在2007年。一位友人张罗杨先生的旧体诗集《银翘集》出版之事,我负责找出版社,以及校对、核准诗中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数次去过什刹海边上小金丝胡同里的杨先生家,那是一个十分安静的住处。杨先生倚靠在一个红色的大沙发上,或是看书,或是读报。如果有人来拜访,先生总是慢言慢语地和客人聊几句。杨先生同年轻人说话,也总带个“您”字。我开始时很不适应,这本来是年轻人称呼老年人的叫法,却被杨先生反其道而用之,足见他的平易近人。

　　每次去杨先生家,怕影响他休息,总是呆一会儿就走。每次交谈,老人是有问必答。有一次我问他一个怪问题:“启功先生曾经给林散之的书法鞠过三个躬,为什么启先生不向林散之学习书法呢?”杨先生说:“启功先生从小已经养成的写字习惯,不好改了。”杨先生这话实在有道理,给人以启发。杨先生是很注重旧情的人,有一年几位一向敬慕他的年轻人帮他张罗过生日,因为没请几位他交往已久的老人,他有些不开心,说这个生日不能算过。丁聪、黄苗子、邵燕祥等几位老友听说此事后,就请杨先生吃饭,席间问他:“这次生日算过了吧?”杨先生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连连说:“这次算,这次算。”我相信此时他的内心里面一定很满足、很喜悦。

　　杨先生的成就也并不限于翻译。他学贯中西,其夫人戴乃迭生前曾经说过,如果杨先生不从事翻译,今天一定是个大历史学家。这话说得一点都不过分,凡读过他的谈论翻译心得的著作《译余偶拾》的人,无不惊叹杨先生在历史研究领域里精湛的学问,他所研究的历史问题很偏,许多话题不被人所注意,但他却有独到的见解。

　　杨先生性情散淡豁达,从容淡定。这与他一生坎坷的经历有关。“文革”时期他曾被打成“特务”,坐过四年牢狱。他是一个人间与地狱都经历过的人,早已是处变不惊。他晚年的打油诗写得颇受称誉,往往是笑中带刺、笑中带苦、笑中带泪,充满了丰富的人生况味,充分展现了他的学识和才气。

　　如今杨先生驾鹤西行了,有许多话还想对他说,但是再也没有机会说了。想到这点,不由得感到心头袭上一缕悲哀。想来这也是中国翻译界乃至知识界的悲哀。他在《悼乃迭》一诗中有:“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今天,两位老人该在天堂相聚了吧?对于我们这些敬重老人的晚辈而言,惟有这一点算是聊可慰藉吧。

　　本报记者　林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