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先生去世了。除了著名翻译家的身份之外，他还是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但在相关他的纪念文章和报道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这样一句介绍，“《红楼梦》英译本作者”。在“常凯申”流行的时代，杨宪益先生的事业谁来继承，这是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

　　中国拥有诸多外国文学翻译名家，比如林纾、鲁迅、周作人、傅雷、季羡林、王道乾，他们的存在，为“外译中”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串长长的名单，与“外译中”的阵容相比，“中译外”显然要势单力薄很多，尤其像杨宪益这样堪称翻译界国宝级的人物，更是为数甚少。他的可贵之处在于，用自己在中西方文化方面的博学，打通了两种语言的障碍，为将中国古典名著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介绍到国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杨宪益的翻译书单里，不仅有《红楼梦》这样受西方认可的译本，而且他还与夫人戴乃迭共同将《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唐宋诗歌文选》介绍到了国外。一位翻译家的一生，如果能将一部中国古典名著完整地、准确地用另一种语言诠释出来，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而杨宪益的译作，却能够排满图书馆书架中的一栏。

　　杨宪益的翻译观是超前的，有研究者认为，杨宪益倾向于文化翻译观，即翻译行为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一种以文化移植为目的的跨文化活动。现在看来，在国际交流日益密切，全球文化趋于一体的形式下，单纯的语言翻译的确已经不能够满足各个国家人民希望加深了解的愿望。最直接也最深刻的理解是文化层面的理解，杨宪益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用他的行动，把他的事业定义在了文化输出而非语言转换的更高层面上。

　　杨宪益的翻译思想也是既轻灵又厚重的。他的轻灵一面体现在对于中国古典名著的举重若轻，在他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前提是要自己看得懂，在此基础上再想方设法怎么让陌生的读者也看得懂，就是这两个“看得懂”，就令多少有志在翻译界一试身手的人头疼不已，但杨宪益用他的扎实功底、超然的学术和人生态度，轻松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厚重一面在于，他在翻译过程中不仅注重消弭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偏差，还注重让历史原因、社会元素和心理感受参与到翻译过程中去，因而他的译作，很大程度上具备了语言表达和情感表达的双重分量。

　　翻译家是一道重要的文化桥梁，没有他们的帮助，不同语言的国家达到文化上的相互认同和理解非常困难。在工具主义盛行的今天，更需要有文化底蕴和良知的翻译家，为人们建立起政治、经济之外的心灵沟通。杨宪益的去世，让我们意识到，一道文化桥梁断了，而且这道桥梁还缺乏修补的高手，这才是最遗憾的事情。

　　□韩浩月(北京 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