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解放战役始于1949年11月1日，到1949年11月30日刘邓大军开进重庆，前后仅一个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粉碎蒋军几十万人的抵抗，取得解放重庆的伟大胜利，出乎许多军事家的意料。除了刘邓指挥有方、解放军战士作战英勇外，正如《刘伯承传》所言，也是利用了蒋介石的“错误判断”。这其中，潜伏在蒋介石军事集团内的我军内线、被刘伯承誉为“解放西南第一功臣”的先父刘宗宽起了关键作用。《纵横》杂志2009年第11期刊发刘宗宽女儿刘同飞的纪念文章，再现刘宗宽的一生。

　　胸怀抱负投笔从戎

　　先父1905年7月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东刘家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4年于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父亲投奔杨虎城麾下。1924年秋，经杨虎城将军推荐，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1925年1月成为黄埔三期正式学员。1934年，父亲由杨虎城保送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1937年9月毕业，由蒋介石亲自主持颁发毕业证。父亲因毕业考试成绩第一，被大家称作“武状元”，推举为毕业生代表，上台接受蒋介石颁发文凭。三天后父亲便接到蒋介石的委任状，被任命为军委会少将高参，派驻汤恩伯部联络官。父亲拒绝了蒋介石的任命，仍回西北军旧部。当时，杨虎城将军因“西安事变”已被迫出国。经38军军长兼陕西省主席孙蔚如安排，父亲先后任第38军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陕西省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中央军校第七分队总队长等职。

　　1940年5月，父亲出任陆军暂编第十五师师长，奉命带领队伍奔赴抗日前线。当队伍开到黄河边执行防务时，父亲发现有些军官在搞走私贩毒，为整肃军纪，扣押了一个为首的团长。因这个团长是胡宗南安插的人，1941年10月胡反诬父亲“走私”，向蒋介石密告，将父亲押解重庆关押。此案报到军事委员会执法总监部，经过核查，实属莫须有。由于不敢得罪胡宗南，只好草草判处几年徒刑结案。结案签呈送到蒋介石那里，因父亲是西北军杨虎城的部下而且还是“杨虎城的外甥”，蒋为诛除异己不由分说大笔一挥，当即批示“枪决”。多亏韩兆鄂(父亲的老师，时任第四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主任)、韩练成(父亲陆大时的同学)多方奔走，最后找到冯玉祥将军，在冯玉祥面见蒋介石力保说情下，才得以死里逃生，改判为13年徒刑。

　　1943年12月，父亲在知名人士郭寄峤、鹿钟麟鼎力担保下，出狱就医。1945年3月，经陆军大学将官班主任章培出面，以调服劳役的名义安排到陆军大学任兵学教官和将官班副主任。后经陆大报请免除余刑，才得以恢复自由身份。

　　出狱后，父亲立即经由韩兆鄂、郭则沉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当时的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前身)。1945年初，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宴请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章伯均、韩兆鄂、郭则沉等，父亲也应邀参加。在宴会交谈中，周恩来精辟的谈话和他那崇高而亲切的形象，给父亲留下了至深的印象。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期间，父亲又在章伯均的安排下，会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军人党员杨子恒、李如苍等宴请了叶剑英将军。

　　肩负使命虎穴卧底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在重庆成立了重庆行营(西南长官公署的前身)，由张群任主任。张委托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物色一位主管军事的参谋处长。徐培根和章培商量后，推荐父亲前去。当时，父亲已不愿再为蒋介石效力，正暗中策划去延安。他既不愿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又不愿因立赴延安使担保人受牵连。父亲找到郭则沉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请他为自己拿主意。郭则沉一听，立刻意识到这事非同小可，他没有马上表态，而是迅速向中共方面作了汇报。

　　几天后，郭找到父亲，要他利用这个机会接受任命。他对父亲说:“还是去好。你不去，总有人要去，蒋介石仍然要打内战，他们还是要请人做计划下命令的。你去了，可以借这个机会到行营内部做预伏工作，利用职务为革命做些事情，比你到解放区去的作用和意义要大得多……这是中共驻渝负责人吴玉章的意见。”父亲遂决定放弃个人的一切打算，接受这项秘密使命。1946年6月，父亲出任重庆行营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1月升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开始了他的“潜伏”生涯。

　　关于情报的传递，最初父亲是与郭则沉单线联系，由郭向党汇报。1947年3月蒋介石电令重庆行辕立即关闭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父亲得知这一情报后马上告知郭则沉，郭当晚即转告吴玉章。第二天一清早国民党特务就把办事处团团包围起来强迫送走全部人员，封闭了八路军办事处。由于情报及时，中共方面提前做好了一切应付准备，重要的机密文件连夜转移，避免了损失和意外的发生。1947年7月的一天，父亲偶尔听到徐远举谈到要抓郭则沉，立即通知了郭，郭仓猝离渝，前往上海转去香港。郭则沉临走时，一再对父亲说要坚守岗位，一旦时机到来，就会派人同父亲联系。没过几天，徐远举大喊“找不见郭则沉了！”父亲当时感到非常高兴。

　　郭则沉离开重庆后，父亲与党组织的联系中断。1948年夏，因郭走后一直没有消息，父亲心情沉重，很想离开重庆到解放区去。他找到农工党老同志庄明远，向他吐露自己的打算。庄对父亲说:你是中共预先埋伏下的一颗棋子，要等最后发挥作用，此事事关大局，不可轻举妄动，必须耐心坚守。于是父亲再次打消了去解放区的念头。1949年初战局已发生根本变化，解放西南为时不远了，父亲急切地盼望中共方面派人同自己联系。他再次找到庄明远，请他去上海找郭则沉，希望中共方面尽快派人来和自己接头。不久庄托人带来好消息，说很快就会有人来跟父亲联系，还告诉了接头暗号，联系办法等。

　　1949年5月的一天，父亲下班回家，发现多年未见的同乡好友房显志坐在客厅里。一对接头暗号，果然是中共方面派来同自己接头的情报员，同来的还有交通员黄克孝。父亲像遇到了久别的亲人，高兴得几乎跳起来。

　　“御前会议”诱使蒋介石作出“错误判断”

　　房显志与父亲接上头后，父亲随即提供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部队情况，包括战斗序列、人员配备、军队素质、训练程度，以及指挥官的特征和军队部署等详细情报，并提出了我军进军西南的具体建议。所有这些情报都是由负责交通的黄克孝同志送出。同时，父亲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报准国防部重新调整部署加强防御的机会，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军事大权亲自制定方案，有意在川东南角留出空隙，为解放军进军西南留出一条通道。表面上看父亲是在为国民党积极出谋划策，实际上是诱使其在情况判断和军事部署上发生错误。其中最经典的就是在1949年8月29日使蒋介石作出“错误判断”的那次“御前会议”上，由父亲亲自策划和拟定的、并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矛盾故意安排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出面所作的“情况判断”。根据这个“情况判断”，蒋介石决定将防御的重点由川东转移到川西北，从而为解放军进军西南敞开了大门。

　　1949年8月25日蒋介石由广州飞抵重庆，在西南长官公署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研究四川形势及对策。会议由张群主持，先由徐远举作“敌情报告”，然后由沈策作“情况判断”。当时父亲是副参谋长代行参谋长，按照常规“情况判断”照例应当由父亲来报告，为什么一反常规由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来做呢？其实这是父亲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有意而为的。事前，父亲把沈策请来将“情况判断”向他做了详细说明，并请他开会时出面作报告。由于这是一个在蒋介石和胡宗南面前表现自己的好机会，有获得蒋介石赏识的好处，沈欣然接受。同时，这个判断是把胡宗南摆在主要防御方向上，由沈策出面报告，不但容易取得胡宗南的同意，蒋介石也容易赞同。果然不出所料，沈策报告后，大家一致同意，没有提出任何不同看法，就匆匆结束了“御前会议”。

　　这份极其重要的绝密情报就是在这次“御前会议”后父亲亲手交给房显志，由交通员黄克孝传递给四川省情报站站长李奋，再由李奋传递到中央军委，然后下传到各大野战军首长手中的。

　　最后的情报

　　最后一份情报的送出颇具戏剧性。

　　1949年11月中旬，蒋介石匆匆赶来重庆亲自坐镇，准备以大西南为根据地，作垂死挣扎。这时，蒋介石才猛然发现一个天大的问题: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原来根本无兵防守，见情况不妙，赶紧调整防御部署。为了阻止解放军乘隙而入，他急令驻扎在重庆附近的徐正纲师，火速开往酉阳、秀山，沿川湖边界布防。然而为时已晚，徐正纲师由副师长陈国璋率领，尚未到达防地，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主力已入川境，该师在酉阳附近的行军途中被包围，全军覆没，副师长陈国璋被俘。蒋介石不甘心于他的失败，下定决心要确保重庆，撑持危局，亲自给第4补给区下令紧急抽调800辆汽车，将在川北地区设防的胡宗南部的王牌部队第1军星夜车运重庆，决定在重庆与解放军来一次大决战，以求扭转战局。

　　这是一个极为机密的紧急命令，除蒋介石、胡宗南外，在西南长官公署内部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高层人物知道。父亲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得知这一情报的。在接到蒋介石命令的那天下午，父亲与第4补给区司令邱渊偶然相遇，见邱渊急慌慌的样子，父亲随口问了一句:“邱渊兄，看你这急匆匆的，好象火烧眉毛了？”“唉！”邱渊满腹牢骚地说，“总裁真是疯了！让我在10小时内紧急调集800辆汽车，你说让我一下子在哪儿去找？就是孔明借箭，也还有3天的期限嘛！何况我还没有孔明那本事！”父亲认为必定有紧急军情，但若无其事地问:“调那么多车干什么？是不是准备撤离重庆？”邱渊低声说:“总裁要把胡宗南的第1军紧急车运重庆。”

　　父亲立即将这一绝密情报告知房显志，并建议解放军前线部队迅速向重庆挺进，以粉碎蒋介石拟在重庆进行决战的企图。房显志也感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又非常紧急的情报。不巧的是，地下交通员黄克孝刚刚派去解放区传送情报还未回来，而二野派出来渝建立电台的邹逢春还在赶往重庆的路上。父亲急得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房显志猛然间想到王昆山，和他曾在一起工作过，眼前正在重庆，是二野敌工部派来重庆警备司令部作地下工作的交通员。按照党的地下工作纪律要求，房显志和王昆山不属一条垂直领导线，尽管两人相识，也不能发生横向联系。房显志仔细斟酌了一下，心想这次情况特殊，只好破例违反纪律了。他马上找到王昆山，王昆山也觉得这个军事情报太重要了，应当立即送出。

　　为了保证王昆山安全通过道道关卡，父亲设法从总务处处长刘瑀璜手里搞来一张空白护照，填上假姓名和军职，让王昆山化装成一个上尉军官，穿着国民党军服，佩戴西南长官公署的符号，拿着西南长官公署的护照出了重庆城。王顺利越过封锁线，到达解放军前沿阵地，被解放军前线战士当俘虏抓了起来。经过再三解释，将其押送到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第12军军部。军长兼政委王近山听了情况后，立即令电台与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联系，将这一重要军事情报报告了刘伯承司令员。刘伯承司令员接到情报后，立即下令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主力部队飞速向重庆挺进。11月28日，胡宗南部精锐部队第1军刚运到重庆外围一部分，就被第3兵团主力部队和暂归第二野战军指挥的第47军击溃。蒋介石保卫重庆的幻想破灭了，29日蒋介石率领“国民政府”由重庆逃往成都，30日重庆解放。

　　完成使命迎来解放

　　由于父亲最后一份情报送出后，刘伯承命令部队日夜赶进，结果到重庆建立秘密电台的邹逢春与进军重庆的解放军先头部队同时进入重庆。邹逢春进城后，按照原来约定的联络地点，很快便和房显志取得了联系。12月2日晚，房显志和邹逢春一起，乘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的吉普车，到沙坪坝把父亲接回市区，将我们一家安排在两路口特园居住。据邹逢春讲，原来的进军计划希望能在春节前到达重庆，结果11月30就解放了，比原来的进军计划提前了整整两个月。

　　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进驻重庆之后，情报处副处长魏锦国立即前来看望父亲，随后，情报处处长柴成文又专门拜会。几天之后，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专门宴请父亲。随即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等首长又接见了父亲，称赞他为解放大西南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12月，父亲被聘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司令部高级参议，西南人民检察委员会委员、川东行署委员，并颁发进军西南纪念章。这期间他对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肃匪反霸、整编国民党起义部队等，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50年底，应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之邀，父亲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先后任军事学术研究室、战役战术教授会、合同战术教授会副主任。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的会议上，向各位高级将领介绍父亲时说:“刘宗宽同志对解放战争是有重大贡献的，特别是解放西南所起的作用胜过十万雄兵，堪称第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