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斯人已逝，遗风长存。很多人知道杨宪益与戴乃迭的传奇婚姻，知道他后半生的坎坷，我们在此以这篇回忆性的小文追怀先生的风骨。

　　几年前，因为工作的推动，我去见了许多老先生，去谈他们的人生经历。其中，最让我感受到大家风范的，是杨宪益。他的家，在后海最繁华的那块区域，却是转过蜿蜒的小胡同，进入青砖灰瓦的幽静小院，阳光从玻璃墙外透进来，猫儿四处奔逐。

　　2005年，我去见他的那一年，他已经无法走路了，被一个中年男人用双手托着腋下搀扶出来，送到沙发上坐下。跟他交谈之后才得知，那是因为他一辈子都饮酒无度，吞进去的酒精化作毒素，让他的腿变得钝拙，再不能失去旁人的扶持。本来，这种近乎瘫痪的生理状态，是会令人产生对年老体衰者的同情，但他衣衫整洁，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头发花白，相貌明朗，自有威严之气。

　　这使我很难把眼前这个老人和我在书中看到的对他的描述联系起来———他的妹妹杨敏如回忆了他少时被全家人捧为掌上明珠的经历，譬如在他五六岁的时候，他住在楼下，妹妹们住在楼上，有一天他拿着一根竹竿大叫：“你们楼上的人不准下来！”妹妹们就真的不能下楼来，把她们都气坏了。

　　他说起什么事情，都是毫不介意的样子，譬如他说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白虎星———他妈妈生他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老虎跳进了她的肚子，算命先生说这既是吉兆又是凶兆，这个男孩将来会很不错，但他是凶星，他出生后家里会死很多人，第一个死的将是他的父亲。对于这个说法，家里人也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呢？中国人从前都是迷信的。”他五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十三四岁时，家里给他请了个30多岁的家庭教师，他拿她的名字开玩笑，用“徐剑生”作上联，下联对了个“快枪毙”，他们互相有了感情，家人才决定送他出国。

　　他不怎么爱说话，我的问题总是只能换来他几句简单的回答，他没有兴致去描述自己的人生细节。在长长的沉默间隙，他拿起烟，一支支地点燃，缓缓地吸入，摁灭在烟缸里，每天一到两包。烟陪着他看电视，每天就这么坐着，打发光阴，日复一日。肥胖的花猫嗖地冲到沙发上，把头搁在他的腿上，他便伸出手去，抚摸它的脖颈。

　　“您是不是抽烟抽得太多了？”“怕什么呢？都这么老了。”他很温和地一笑。老知识分子的家里，无论贫富，几乎都有堆满书籍的书架，但杨宪益先生的书全部都送给了别人，连他自己那一千多万字的翻译作品，他也没有保留任何底本，毫不在意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值得流传下去的东西。

　　我告诉他说，有人窃用他的名字出书，建议他去追究。他也一笑了之。“不怕坏了你的名声吗？”他抿进一口烟：“无所谓。”当然，他也说到自己的遗憾，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作一个翻译家，无意中做了翻译家之后，翻译的那些东西很多都是别人要他翻译的。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会选择研究中国古代史。

　　我记得杨宪益说过，在他14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开始不相信神鬼，也不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人死了就是真死了。现在斯人已去，回想起来，我倒觉得，他是那种能摆脱六道轮回之苦的人。

　　刘晋锋(北京 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