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研制卫星

　　钱学森举贤荐能 孙家栋敢为人先

　　让孙家栋永远难以忘怀的是，当年他搞卫星是钱学森点将、聂荣臻亲自批准的。

　　1957年，苏联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时，孙家栋还在苏联留学。1958年，毛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孙家栋就是在那年回国开始走向太空之路。跟着钱学森搞出来中国的导弹，孙家栋已经担任导弹总体设计副主任，这时他想起了苏联专家和他聊天时不经意说的一句话，“如果你们中国搞成了导弹，那么放卫星就不难了”。

　　孙家栋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重新找出来苏联火箭专家写的一本俄文版的《导弹概论》。那本书是从导弹原理论述到设计方案的技术参考书，书后还有一些德国搞V2火箭和美国火箭发展的过程，其中有一段讲到火箭飞行脱离地球引力达到宇宙速度的论述。孙家栋想，既然串联火箭逐级飞行可以产生加速度，那么并联火箭与零重量的关系呢？与脱离地球引力的宇宙速度是什么关系？火箭达到了宇宙速度就可以飞出大气层，那么就可以放飞卫星啦。

　　带着这些问题，孙家栋去情报资料所查找资料时遇到了当时的所长，就把自己最近对放卫星的有关问题向所长提了出来。所长非常感兴趣，建议孙家栋把这些想法写成一篇文章。后来孙家栋以他和情报资料所所长两人的署名在研制快报上发表了题为《对苏联发射卫星采用火箭的猜想》一文。没想到这份快报送到钱学森手中引起了钱老的注意。钱学森仔细阅读了这篇只有两页纸的文章，感觉很有价值，就把孙家栋叫到他的办公室专门与他讨论这个问题。钱老说：“你的想法很好，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论。我想，你的文章题目是否可改一个字，把‘猜’改为‘设’，因为我们都是搞科学的，设想是不是要比猜想会严谨一些？”

　　果然，不出钱学森所料，孙家栋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争论，而钱学森积极支持了孙家栋敢为人先的科学设想。钱学森认为孙家栋在从事导弹总体设计方面不仅制定方案认真严谨，而且对发射卫星设想大胆，思路开阔，很有那么一股创新的勇气。两位科学家达成了共识，导弹技术是卫星发展的基础，现在中国已经有实力研制卫星了。

　　当时同行们都羡慕孙家栋赶上了那颗“幸运星”——高奏《东方红》乐曲的中国第一颗卫星。然而，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1967年3月，国家要加快卫星研制速度，加强卫星总体工作，担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的钱学森思前想后谁最合适担此重任。他认为，将孙家栋由火箭总体调去搞卫星总体是最合适的人选，虽然孙家栋出身不是“红五类”，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他又在苏联留学8年，但是他爱国敬业，是一个可信任的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专家。于是举贤荐能，向聂荣臻元帅推荐孙家栋，让孙家栋担任卫星总体技术总负责人，领导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

　　调令是1967年7月29日午后传达给孙家栋的。在钱学森的推荐下，孙家栋当天由搞导弹转入了搞卫星。他的人生转折来得如此迅速，第二天“八一”建军节，他便走马上任了。

　　当时正是“文革”时期，造反派夺权，行政领导干部靠边站。钱学森决定特事特办，来找孙家栋谈话，谈话的地点选在位于北京白石桥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大楼一间新腾出来还没有整理好的房间。

　　钱学森用期待的目光看着面前的孙家栋，语重心长地说，尽管我们面前有很多的困难，我们也要集中精力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加快卫星研制速度，实现1970年将中国的人造卫星发射上天。

　　从此，孙家栋挑起了这副 “天字号任务”光荣而沉重的担子。在钱学森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孙家栋面对着“机遇和风险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他有了施展才华的大平台。

　　为了尽快启动卫星总体设计工作，孙家栋向钱学森提出建议，由一分院推荐几个搞总体方面的技术人员。钱学森考虑后答复说，从一分院抽人可以，但在当前“文革”两派正在闹腾的情况下，推荐来的人能不能保证质量很难说。所以，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不能依靠一分院推荐，由你孙家栋提个名单后再研究确定。

　　当时的孙家栋只有38岁，虽然年轻，但因工作出色，在人们眼中已是有影响的人物。然而两派势均力敌，他稍微不注意就会引火烧身。想到钱学森是一位治学严谨又十分爱护年轻人的领导，有钱老的支持，他打消了顾虑。孙家栋心一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决计抛弃一切顾虑，完全从搞卫星的需要出发来挑选人，被选中的人只要条件优越、技术水平高超，就不去管他是这派那派的。于是，孙家栋详细考察了各部门有特长的技术骨干。他在全面了解和分析卫星研制情况的基础上，从中挑选出后来被称为“航天十八勇士”的干将。这“十八勇士”上任后，两派居然都没意见。原来大家有目共睹，这“十八勇士”由于系统、专业分配合理，每个人的基本素质都无可争议地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有意思的是，两派入选的人数比例无意中竟大体一致。

　　孙家栋将这十八个人的名单上报给钱学森，钱学森点头赞同后又很快得到聂荣臻元帅的批准。

　　有趣的是，1967年10月，当“十八勇士”离开一分院时，两派人员高举彩旗、各站一方，敲锣打鼓，热烈欢送。这在两派矛盾势不两立之时，实属罕见。当时的领导和群众都称赞说，孙家栋这活儿干得漂亮，开了中国造卫星的一个好头。钱学森也高兴地说：“你这个家栋真有办法！”

　　钱学森以他的远见卓识，又主持制定了“三星规划”(“东方红一号”、返回式卫星和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为空间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钱学森的支持下，孙家栋既有压力也有动力。他从工作需要出发，把来自各单位从事各专业的专家们团结到了一块儿，不懂就向钱学森请教。

　　1969年10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初样星基本完成。百忙中的周恩来总理要听取卫星工作汇报。孙家栋接到钱学森让他一起去给周恩来总理汇报卫星准备工作的通知时，惊喜与激动无法言表。他用一天时间把汇报的内容作了认真的准备。

　　会上，钱学森热情地把孙家栋介绍给周总理，总理握住孙家栋的手风趣地说：“噢，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还是小伙子嘛！”

　　1970年4月24日，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一举成功。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问世了，让世界人民不仅能看见卫星，而且能听到太空传来的《东方红》乐曲。这颗卫星虽然在世界上排行第五，但在工业基础落后、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成功，并且水准不低，着实令全世界吃了一惊。

　　接着，1971年中国又成功发射了“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

　　4.对恩师最好的回报

　　——让中国的卫星飞得更高更远

　　岁月如歌，钱学森高瞻远瞩培养出孙家栋这样一些杰出的科技领军人才，他欣喜地看到孙家栋，相继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接着又担任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大容量通信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应用卫星大系统的工程总师。后来孙家栋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探月卫星工程首任总设计师，把中国的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送上了月球。

　　孙家栋干了一辈子的航天，用他的话说，这辈子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放卫星。孙家栋从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在中国飞上太空中的一百多颗卫星中，由他负责抓总研制发射的卫星就有30多颗。孙家栋认为，对恩师最好的回报是让中国的卫星飞得更高更远。

　　孙家栋永远难忘半个世纪来师从钱老的宝贵时光。2004年12月10日，孙家栋和夫人魏素萍到钱老家中看望钱老，那天钱学森特别高兴，老人满面笑容地鼓掌欢迎他们，还主动提出要合影留念。以后，每年钱老快过生日时，就能收到一张孙家栋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写着生日贺词的贺卡。钱老读着孙家栋的祝福脸上就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马京生 王建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