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问，就是“钱学森之问”。自钱老去世半个多月来，钱问一直是舆论热点。“钱问”的提出，其实已有4年了，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时，后者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去世前后，恰逢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揭晓，一些欧美的科学家获奖了，个别华裔科学家也获奖了，国人备受刺激，念想起著名的“钱问”，发出一串“怒己不争”的吁叹。继而，教育部长人选更迭，公众的满腔怨气找到了突围的出口，“钱问”又成了一条鞭挞中国教育体制机制的鞭子。

　　情绪单向发酵，闹剧就会登场。在媒体的撮合下，安徽11位高校教授向全国教育界发出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公开信把“钱问”视为“ 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呼吁社会各界共同破解。公开信的结尾被网友戏谑为“光明的尾巴”：“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一定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也会由此不断涌现。”

　　钱老的一句话，有责问，更有冀望，很平常，很多人也有类似的困惑。如果非要将其上升为“艰深命题”，并劳烦高校教授集体上书表态，就是把“钱问”苦难化了———好像我们的学校必须马上培养出杰出人才，否则就对不起钱学森，就在世界面前丢了脸。

　　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不全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但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靠的是低附加值的产品和廉价的劳动力。正如北大原副校长王义遒所言，这个时代，是由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创造的，不需要太多超人;出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王义遒的观点可能偏颇，却理智地提醒我们：不要着急，形势到了，人才自然会应时而生。

　　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不光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的难题。并非每个诺贝尔奖得主都是杰出人才，至少不都是“钱问”所指的杰出人才。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尽管知识呈爆炸增长态势，但基本上都是对现有科学理论的完善和精细化，未能出现可以与上半世纪的相对论等6大成就相提并论的理论突破或重大发现。科学的沉寂至今已达60余年，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距今也有近80年。世界都在人才焦渴，都在呼唤新的科技革命!

　　站在全社会的立场，站在全世界的高度，“钱问”就有了新的寓意：它问责的不止教育，更鞭策着一个时代;它审视的不止是中国，更胸怀所有人类;它无须我们自责自艾，而是激励我们疾步走出科技革命的前夜，去拥抱甬道那头款款而至的杰出人才……(张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