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地进行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人人每天都要诵读一本《毛主席语录》。可是鲜为人知的是，1967年至1968年在香港以至东西方很多国家却广为流传一本与《毛主席语录》开本、封面、版式大体上一样的《刘主席语录》，其中辑录了刘少奇的一系列重要言论。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听我的知心好友、中共党史权威胡华教授说：香港有个司马璐，掌握不少新史料，写了一系列中共党史书。直到2000年4月至8月我访美期间，才有机会三次拜访定居在纽约市的这位海外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

　　1919年，司马璐生于江苏泰州，幼年时失去父母，后由一位马姓人家收养，只读过两年私塾、三年小学，随后行乞、拣破烂、当学徒、当报馆练习生和图书馆管理员。他刻苦自学，发奋读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取名马义。1937年6月加入中共，年底到延安，曾任抗大图书馆主任等职。1939年被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派到西安、重庆等地工作。1943年脱离中共。1949年底，只身从上海到香港定居。此后，他决定转向学术研究，分专题撰写出多本中共党史。他想以汉朝秉笔直书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为榜样，又追念他年轻时的恋人璐，便改名为司马璐。他在香港自办了自联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自己撰写和选编的12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以及《瞿秋白传》等专著。

　　司马璐把他编纂的全套书赠送给我。但他又十分惋惜地说，唯独有一本国际影响很大的书，现在手边一无所有，无影无踪，那就是《刘主席语录》。我对这本闻所未闻的小红书特感兴趣，于是就细问究竟。他说，“文革”初期读过传到香港的《毛主席语录》后，据他的长期研究，认为毛、刘二人的思想观点有同有异，毛未必全对，刘未必全错，所以就动手选编两本书，即《刘少奇选集》和《刘主席语录》，并于1967年6月在香港先后出版。他完全没有料到，《刘主席语录》远比《刘少奇选集》更为畅销，面市后供不应求，甚至有人排队抢购，只好一再重印，先后约印5万册，并且还被译为英、法、日多种文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