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如此沉重之问，又岂是一教育部长能回答得了的！

　　其实，自春秋战国结束，汉代开始推行独尊儒术后，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就一直在发出“钱学森之问”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出过什么大思想家吗？首创出了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吗？大思想家？几乎没有！科技成果？少得可怜！可怜到现在还在拿四大发明来说事。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钱学森之问”，只是失聪、失明或假装失聪、假装失明的中国人听不到、看不到而已。

　　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由一位英国人提出过。这个人就是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今天，这一沉重的话题再次由刚刚去世的名人钱学森以另一种方式提出，引起了总理的重视，引起了国人的重视，也引出了“排名不分先后”的11位教授的“上书”。

　　未等袁贵仁开口，一些大学校长、专家们、网友便争相作答。

　　——有的说要提高教师水平、贯通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做大做强高等教育；

　　——有的说，要“还高校以办学自主权，改变教育行政化倾向”，要建立培养杰出人才的机制；

　　——有的说，要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

　　这些答案固然不错，但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说过根子上。它们都停留在“器物”“制度”的层面，顶多只及梁启超智力的三分之二。

　　我们应该循着梁启超的思路，从反思“器物不足”“制度不足”到反思“文化之不足”：我们的文化是怎样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是官场文化，讲究的是等级，扼杀的是平等和真理。这一点，只要从人们见面总是以“袁厅长”“侯处长”“牛股长”“马经理”来相称即可知道，只要看校长、企业家也有行政级别即可知道，只有看连小学生都以“当贪官”为志向即可知道。

　　在这种被柏杨称为“酱缸文化”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权力是私有的、权力是缺乏制约的、权力是被滥用的。因此，相对应的，个体是奴性的，全被塑造成了依附型人格，根本就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怎么会有创新精神，怎么会有创新能力？

　　在这种文化下，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惟独不畏真理；在这种文化下，人们只有盲从心理，没有科学精神；在这种文化下，人们崇拜权力、崇拜金钱，惟独不崇拜知识。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又怎能产生“杰出人才”？

　　所以，要回答“钱学森之问”，必须首先彻底摒弃官场文化，而要摒弃官场文化，必须引进“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说出这样的答案，有点索然无味的感觉，因为90年前的五四运动早就给出了)。

　　所以，要回答“钱学森之问”，仅从“器物”“制度”上入手是不行的，还需要从“文化”上动大手术，惟有进行如此的“系统工程”，才能真正培养出“杰出人才”。

　　这样的反思能力和胆略，是身为教育部长的袁贵仁不便有的；这样的“系统工程”，也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所以我要说，“钱学森之问”，袁贵仁回答不了。(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