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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德刚：历史还可以这样写

　　他对中国历史的学术贡献或许不能使其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大师，但他游离于学院派之外的历史书写者身份，使他在史界同行中更像一个作家，在喜欢故事和史评的读者群中则像一个思想者

　　文/徐庆全

　　美国时间10月26日晚，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因肾衰竭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去世，享年89岁。

　　唐先生是历史学者。一般说来，学者通常不大会成为公众人物，何况是冷僻的历史学界。但唐德刚的去世，还是在公众引起喧哗。唐先生的公众化在于，他对中国历史的学术贡献或许不能使其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大师，但他游离于学院派之外的历史书写者身份，使他在史界同行中更像一个作家，在喜欢故事和史评的读者群中则像一个思想者。他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远胜于专家们的震撼力和影响力，就构成了公众怀念的理由。

　　“三分胡说，七分唐著”成就盛名

　　1920年8月23日，唐德刚生于安徽合肥淮军世家，幼承庭训，国学根底深厚。1937年抗战爆发，随国立安徽中学辗转西迁，后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回安徽任中学教席，随后在省立安徽学院讲授西方通史。1948年，考取自费留美，负笈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追随唐纳德教授研究西方史。

　　唐德刚选定研究西方史这个专业，自然是打算回国搞研究而不是在美国谋职业。一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美国的唐德刚依然抱有回国的念头。考虑到自己“是学传统历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差太远了，我们要改学马克思，不是一年可以改的”，唐德刚于是决定改学建筑学。他在回忆中说：“建筑是速成班，学一两年，马上就可以做事。然后看情况，毛主席要我们，我们就回去；不要我们，我们就在美国。我们那时才20岁，改行还很容易。”又过了两年，美朝战争爆发，中国卷入了这场战争。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唐德刚回国的念头彻底打消了。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业，成为他唯一的选择。

　　当时，迁居美国的民国政要有很多，他们多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亲历者。虽然唐德刚认识的并不多，但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历史学者，他看到了这些人本身存在的历史价值。从整理、抢救史料的重要性、紧迫性考虑，唐德刚萌生了搞口述历史的念头。他后来回忆说：“作为一个海外的华裔史学工作者，眼底手头所见，是一些琳琅满目的中华无价之宝，眼睁睁地看着逐渐流失，内心所反升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心理上的孤独质感，真非亲历者所能体会于万一也。如果这些有价值的活资料，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保存下来，那么很可能就会丢失。那就是我们这代史学家的失职。”

　　带着这样“沉重的使命感”，尚在求学的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东亚研究所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口述历史协会”，动员美国的社会力量参与此事，他也成为华人历史学家中“口述历史”的积极推动者；而他与胡适的相遇，使他成为“口述历史”最早的践行者。

　　唐德刚与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里相会。当时胡适经常到哥伦比亚的图书馆借阅书刊，而唐德刚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里勤工俭学，两人因此而相遇相识。由于是老乡的缘故，胡适和唐德刚走得很近。那时，胡适已从叱咤风云的圣人的位置沦落为穷愁潦倒的寓公，生活境况甚至比唐德刚还差。唐德刚说：“胡先生那时同我的关系，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关系。”因为与胡适有这样的缘分，当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在福特基金会赞助下渐次形成后，唐德刚被指派为胡适的助手，正式开始了对胡适的“口述历史”。

　　《胡适口述自传》1979年在台湾出版中文本，1981年，华东师大出版“内部发行”的《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胡适的自传》，使一部分大陆读者得以先睹。笔者在80年代中期读到此书时，如同先前读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的感觉一样：“历史原来还可以这样写！”

　　有学者戏言：《胡适口述自传》是“三分胡说，七分唐著”。在这部胡适“口述历史”著作中，唐德刚的批注占了大部分内容。这些批注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历史事实严谨的考证，透露出唐德刚扎实的史学功底；一部分对口述者所言而有感而发之论，正是这些性之所至甚至有些率真的唐氏风格的言论，传达出唐德刚客观、公正，不为尊者讳的治史风格，也让读者有“历史原来还可以这样写！”的新感觉。

　　比如，胡适谈自己的治学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所在去做”，对此，唐德刚颇不以为然：“胡适之所说的经验只是‘胡适’的经验……胡适是个有‘大成就’的人。可是这个世界里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可以说是‘没有成就’的普通人，因而这个美好的世界原是我辈‘没有成就’的人的世界。‘有成就的人’是极少极少的‘少数民族’。所以我们的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是应该教育一个人怎样做个‘没有成就’的普通人，一个平民，一个光头老百姓。”

　　比如，在胡适谈到自己留美期间，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时，唐德刚甚至有些愤然了：“就在全美排华最烈之时，也是胡适之先生这一辈‘庚款留学生’大批来美之时。而这批少爷小姐们留美期间，对上层白种美国人，真是桃花潭水，一往情深！而对在此邦受苦受难的最下层黄皮肤的自己同胞，却未听过他们说过一句话，或写过一个字！也真是咄咄怪事！”

　　这样的批注，摆脱了学院派史学家治史的窠臼，而豁然开出了一个公众史学的新天地。此后，在对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等人作“口述历史”时，唐德刚延续了这一风格：“我们学历史的人，跟做新闻记者一样，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一个是绝对的客观，一个是绝对的主观，不能相互混淆在一起。”

　　备受国内读者推崇的黄仁宇，是因为把中国历史从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横切了一刀成就盛名；而唐德刚则因为《胡适口述自传》而成为“口述历史”的奠基人，并以其独特的写作手法，超越学院派史学家而成为公众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摸鱼捉虾，误了庄稼”

　　唐德刚首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西方史，而最终却选定哲学为自己的博士研究方向，并在1959年获得哥大哲学博士学位。可是，终其一生，这位哲学博士却没有一本哲学专著存世，而人物传记和文学类、史学类的著作却车载斗量。

　　唐德刚对曾任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有八个字的评价：“摸鱼捉虾，误了庄稼”。他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大使的胡适应当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多争取国际援助，而不是到处搞什么空洞的民主演说。其实，把唐德刚对胡适的这个戏言，放在他自己身上，也同样适用。

　　由“口述历史”起步，唐德刚再也放不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了。不过，唐德刚从作研究开始，就没有走学院派史学家的路子，而是独辟蹊径。他致力于“口述历史”，是一种体现；他选择研究的人物，也是一种体现。

　　在唐德刚涉猎于传记人物写作时，林语堂曾建议他可写写孙文、黄兴、梁启超等当代名人，他回答说，这些大传记他老人家可以写，我们无名小卒不能写；写了，也没有人看。“我要写的话就写梅兰芳、胡蝶、杜月笙，如此，则读者虽然不知道作者是老几，但是看在题目的份上，也得浏览一下。”这就是《梅兰芳传稿》的由来。

　　《梅兰芳传稿》是唐德刚的成名作，几十年来曾在海外反复刊载，被评家认为是所有写梅兰芳传记、文章中最出色的。多少年过去后的今天，这部作品又成为陈凯歌作为影片《梅兰芳》剧情的主要史实依据。

　　谈到自己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贡献，唐德刚说，这是源于胡适的指教：“胡适之先生一辈子劝人写传记和自传。他认为不但大人物应该写，小人物也应该写，因为这是一般人保存当代史料最好的方法，也是知识分子对文化应尽的责任。”

　　有学者认为，唐德刚选定梅兰芳为传记对象，源于其对市场营销的把握——“看在题目的份上”，读者或许会“浏览”，但读者对一部书的接受，最终是要靠写作者对人物的把握及语言叙事来决定。唐德刚以其流畅华美的文笔，开创传记人物的新写法，他笔下的人物，也活灵活现地走近民间。在这个过程中，唐德刚致力于保存后人对当代的记忆，也担当起“知识分子对文化应尽的责任”。

　　唐德刚的历史著作，主要是在杂志上发表的单篇论文，后来集合成为巨著，最著名的是1998年出版的《晚清七十年》五大册。这套书本是他构思多年的《民国通史》的晚清导论篇，但民国史只写了国民政府之前的《袁氏当国》相关文章，集结为这两本书。

　　即使是专业的历史书写，唐德刚也仿佛是“说书人”的身份叙事。“诸位”“朋友”这样一类的语汇，常常充斥其间，亲切得像是拍着你的肩膀面对面交谈。“他的文字能力非常强，他经常讲到‘四两拨千斤’，即只要抓住一个点，就能把历史的很多事情弄清楚。因为唐先生不是一个下苦功的人，他跟一些历史学家不太一样，他不是一个跑图书馆、档案馆的人，但是他很聪明。”民国史学者杨奎松评价说，“他把别人讲过的故事、史料，用他自己的逻辑、史观重新梳理、组织，使整个笔调焕然一新，令人大开眼界。很有意思的是，仔细看他的东西，其实没有很多新东西，不具爆炸性，他的优势在于他自己对历史的解读。他善于议论，善于把一个平常故事讲出道理来。”

　　“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只适合在学术圈内流通而不合公众胃口。公众所期待的学术圈内的知识，既然无法从那些极专业、极高深的专家们身上获得，一些学术能力并不是超前但却具有超强的归纳能力、综合能力、学术成果通俗化本领、超强的文字亲和力的“作家”，便成为非专业、爱好型读者们的首选。唐德刚自然就是这样的人。

　　“历史三峡”说审视中国历史演进

　　不过，唐德刚也并非一味地“亲和”读者，他也有让读者云山雾罩的时候。比如，他的“历史三峡”说。

　　大约有感于黄仁宇的“潜水艇三明治”说(黄把中国比作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是庞大而没有分化的官僚制度，下层是巨大而没有分化的农民，黄仁宇认为中间阶层的缺乏使得中国无法进行数目字管理)，1990年，唐德刚提出著名的关于中国历史演进的“历史三峡”说。他认为，中国全部文明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中间经过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从战国时期到秦帝国，大概经过三百年，核心转变见于三个基本制度的变化：一、政治上废封建，立郡县；二、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三、学术思想上由百家争鸣转为独崇儒术。转型完成即创建了农业大帝国的定型。

　　唐德刚认为，近代的大动乱是从中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第二次转型。新的中华文明定型也必然有文化—社会—政治体制的三方面的转型：一、政治上化君权为民权；二、经济上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三、学术思想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他从此演绎出一个综合的文化概念——第一次转型是造成“行同伦”的社会，第二次转型则是行为不再同伦，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多元化的社会。

　　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说，大致是以现代人的视角审视中国历史的演进。不过，这种说法不具黄仁宇“潜水艇三明治”说是中国所特有的针对性。回溯世界历史演进的过程，世界各国的历史不就是这样大致走过来的吗？这就难免给人这样的感觉：“三峡”是中国的，但“历史”却是世界的。这对于一生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唐德刚来说，恐怕也是“摸鱼捉虾，误了庄稼”了。

　　不论如何，唐德刚的贡献在于，他以文化精英的身份对史学界提出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