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走了,留下了一位科学家对祖国赤诚的爱。他的一生,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98岁,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他用毕生的情感、智慧和忠诚,写就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辉煌人生。

　　“钱学森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是一面旗帜。”解放军总装备部日前举行座谈会,总装首长常万全、迟万春和航空航天界、科技界人士卢锡城、王永志、杨利伟等一起缅怀钱学森。

　　钱学森的嘉言懿行,又出现在与会者的回忆中——

　　“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

　　这是一份感人至深的审讯记录。

　　美国检察官讯问钱学森:“你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回答:“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又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答:“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决定给谁就给谁。”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即使拘役的磨难和生命的威胁也不能改变钱学森报效祖国的决心。

　　在多年后的一次谈话中,钱学森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整整20年。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面对雄伟的天安门城楼,钱学森激动地说:“我相信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终于回来了!”

　　“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1955年冬,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拍案大呼:“好!就要你这句话!”钱学森说:“就这一句话,决定了我这一生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

　　爱国主义总是与肩负的历史使命结合在一起。钱学森把祖国的强盛、民族的兴旺,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6年2月,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和支持下,钱学森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工业的意见书》,为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同年3月,钱学森又参与起草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并主持起草了建立喷气和火箭技术项目的报告书,为推动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农业、国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钱学森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院长。

　　那是新中国导弹事业起步维艰的年代。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这些人当时对什么是导弹一无所知,但后来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60年,在他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之后,钱学森又担任了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全身心投入到国防科学技术领导工作,从更高层次思考其他领域诸多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提出了许多创新的思想,为中国科学技术攀登一座座高峰作出了重要贡献。

　　钱学森通过自己一生的实践证明:一个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与祖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实现个人价值,也只有在为国家奉献、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才能赢得祖国和人民的尊敬与爱戴。正如钱学森自己所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钱学森曾说:“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他一生有三个“不在意”:一是对“官”不在意,二是对“钱”不在意,三是对“名”不在意。聂荣臻元帅曾高度评价钱学森:“总是艰苦奋斗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但钱学森对中国科技的发展却万分关注,直至晚年依然如一。

　　在领导国防科技工作期间,钱学森经常深入地处沙漠戈壁的试验基地。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人民生活的艰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退出领导岗位后,他还牵挂着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思索着如何用科学改变那里的环境。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发展沙产业的思想。他说:“我国沙漠和戈壁大约16亿亩,和农田面积一样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长。”“沙产业就是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而且是大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又一项‘尖端技术’!”他还把自己两次获得的200万港元的奖励,全捐给了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会。

　　他关心着国家的长远发展,思考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2005年3月29日,94岁高龄的钱学森在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他说:“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从美国的大学教育谈到他的老师冯·卡门的教育方法,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谈到中国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谈到我国今后的长远发展。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2005年7月,钱学森见到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谈到了自己忧虑的大问题。他对总理说:“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此后的四年,他又三次见到温总理,每一次都要说起这个话题。2009年8月6日,在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病榻上的老人讲话已经不太清楚,但依然缓慢而认真地对温总理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平生无意求虚名,惟尽百年赤子情。”钱学森离开了我们,但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在新中国科技、经济、国防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更有蕴涵其中的极其丰厚的精神遗产。在这些精神财富中,最首要、最核心、最闪光也最令世人铭记在心的,就是贯穿于钱学森一生的那份浓浓的爱国情怀。

　　(本报北京11月11日电)

　　本报特约记者　奚启新　本报记者　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