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克峰教授是一位资深法医学专家，1956年他在太原曾以法医学鉴定人身份参加了审判日本战犯工作。这个特殊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其中那些令人扼腕、震撼的事情竟至终身难忘。值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记者专门采访了这位老专家，听他讲述那一段惨烈故事。

　　面对被俘女学员，新兵的手在发抖

　　昭和16年，也就是1941年，日本国内征集了一批新兵，很快被输送到侵华战场上。于是，在1942年七八月份，日本华北派遣军驻晋日军中出现了用“活人靶”对新补充士兵进行刺杀“试胆”训练，即把俘获关押的抗日人员也包括平民百姓捆绑起来，让新兵刺杀，尝试杀人的体验。这种残无人道的训练一直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并不为外界所知。

　　然而，1942年7月26日下午，有一伙日军在太原小东门外赛马场的一片坟地进行刺杀“活人靶”训练时，一名八路军战俘挣脱绳索，竟死里逃生，跑回解放区，成为这场惨案中的惟一幸存者。随后，他在 1942年8月21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了《我曾被当作“活肉靶子”》一文，揭露和控诉了日军秘密集体屠杀俘虏的暴行。同时，解放区电台播出了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晋察冀日报》也为这一事件发表社论，控诉日寇虐杀战俘的罪行。

　　据载，这一事件被公开揭露后，国际上的许多反战维和人士对这种严重践踏国际法准则和反人道暴行予以了强烈谴责，日本最高军事当局受到国际舆论压力，将这场大屠杀的责任者以泄密失职罪交付军事法庭。但这一罪恶事件的详细情节并不被外人真正尽知，而且在那个充满了血与火的抗战年代，类似或同样的人间惨剧不断上演，当时也不可能去深究这一事件的全部真相。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在与阎锡山军队的作战中，俘获了数百名日本军人。他们是日军中的一批所谓“残留”分子，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投靠了阎锡山的反动军队，企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为再度侵略中国作内应。新中国成立后，这批俘虏中的一部分加上各地俘获的日本军人计136人被认定为战争犯罪分子，于1952年7月陆续被移送到太原战犯管理所。

　　1954年初，最高人民检察署(一届人大后改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组成侦处日本战犯工作团，对分别关押在抚顺和太原的1000余名日本战犯全面展开侦讯工作。就在这一年4月，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一名叫住冈义一的战犯交代出他在1942年7月、8月曾两次参与实施活人刺杀训练的罪行。

　　住冈义一，1917年生于日本大阪府，曾任日本北支那派遣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独立步兵第13大队第四小队少尉小队长兼机枪教育队新兵教官、大队部中尉教育主任，第14独立步兵旅第244独立步兵大队中尉、大尉中队长。日本战败后，参加阎锡山军队，任山西省第6保安大队上校副大队长、山西省保安总司令部上校教育课长、暂编第10独立总队上校联队长、太原休整公署教导总队上校联队长。惨案发生之时，住冈义一正担任新兵教官。他所在的13大队补充了340名新兵。他在供词中写道：“1942年7月26日清晨，大队长安尾正纲大佐召集辅佐官会议。参加的有我和山本大尉等人，根据陆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少将旅团长津田守弥的密令，大队长宣布，这次受检课中的假靶刺杀训练，改为活靶刺杀训练，以中国俘虏为对象。我很同意这个决定……”

　　刺杀检阅场就设在太原市小东门外赛马场的西北角。7月26日这天有220余名战俘在这里被捆绑跪地，作为活靶，遭到日军一对一的刺杀；几天后又有120余人惨死在赛马场，其中有70名左右是在住冈义一的指挥下，由他亲手教练的新兵直接杀害的。住冈义一交代说：“我对一位浑身沾血、发出憎恨的呻吟、随着呼吸吐出黑血的受害者，指给士兵说这里就是心脏，强迫一个不愿意刺杀的新兵去刺杀了……”

　　王克峰教授当时看过住冈义一的供词，约一寸半厚，字写得端端正正。根据住冈义一的交代查证，他们屠杀的对象主要是在1942年5月大扫荡中抓获的八路军战士和抗大分校的教师、学员，其中有50余名女学员，她们表现得非常英勇，遇害前挺胸昂首，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愤怒的呼喊声“使拿枪的新兵的手发抖了，使他们大为吃惊”。

　　大楼下挖出混葬尸骨

　　但是，要认定住冈义一参与了这场秘密的大屠杀，仅有他的供词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搜集到相关证据。根据他的交代，7月26日这次屠杀中有一名战俘从现场逃脱了。1955年，侦讯人员在重点调查中查到了《新华日报》等在1942年刊登的有关文章，知道写文章的作者叫赵培宪。他们通过组织部门在全国查找，找到了在云南蒙自专区任地委书记的赵培宪同志，与此同时，侦讯人员还带着住冈义一去指认现场。据说明代时那个地方因建赛马场得名，数百年来几经战乱早已是一片荒野，仅留有一些颓垣断壁，到了解放初期那里还是荒凉空旷之地，只是在住冈指认埋有被害八路军战士的地点，已经建起了一座三层高的砖石大楼。

　　按照上级指示精神，为了获取直接证据，侦处日本战犯工作团决定将这座刚建好不久的某单位办公楼扒掉。王克峰当时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师，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参加到审判工作之中的。施工人员从办公楼下面一丈来深的地方挖出成堆的混葬尸骨，有头骨、肋骨、脊椎骨、四肢、髋骨等，达数百具之多，没有任何衣物。王克峰的任务就是对尸骨做出法医学鉴定。对于当时所做的鉴定，其中有两项王克峰仍记得清清楚楚。

　　一是认定尸骨的人类种属。王克峰他们到解剖室，通过教学解剖尸体求出一个肋骨间距的平均值来，再来测量挖出的肋骨间距，根据骨骼的特征，从而确认尸骨的种属均为中国人。另一个是死因的认定。经过勘验，这堆尸骨上留有的伤痕，基本都在五、六或六、七肋骨上，看上去非常清晰，与住冈义一所供述刺杀活靶的心、肺要害部位的情况完全相符；根据伤痕研究屠杀方式，受害人应是迎面站着或跪着而形成。所有尸骨中，没有发现枪伤。

　　在1955年的调查中，虎口逃生的赵培宪看到这些尸骨上的枪刺、刀砍痕迹时，十分震惊，他对于屠杀之后怎么埋的尸体也是茫然不清。赵培宪说：我是第三批被刺杀俘虏中的第一个，衣服被剥去，敌人用一根已牺牲同志的裤带反捆我的手。敌人踢着我，叫我跪下，这时我的血燃烧着。我想：“不能像绵羊一样被宰割啊，应该在临死之前和他们斗争啊！”第二批剩下的仅少数几个人了，他们由怒骂、呼喊，变成呻吟，无声地躺在血泊里了。当敌人的刺刀在靠近我面前的同志的胸膛里未拔出以前，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我挣脱了绳索，跳过沟，一直背着敌人飞跑。我逃跑后，日军派出步兵、骑兵、摩托车一直追到东山，也没追上。我脚底板上的肉都跑没了，露出了骨头，一片模糊血肉，已经感觉不到疼痛……

　　审判日军侵略暴行

　　1956年6月10日至20日，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审判了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9名日本战犯，住冈义一是其中之一。赵培宪委托公诉人当庭宣读了他的控诉书；王克峰在法庭上宣读了他所完成的尸骨鉴定书。住冈义一表示全是事实，没有意见，并在看被刺杀人员的尸体照片时，不住地哭泣。

　　为了这次出庭，王克峰头一次穿上整洁的灰色毛料中山装、黑皮鞋，拎的是米黄色皮包，在法庭上接受公诉人、审判长、辩护人、被告人的质疑询问，以鉴定证据支持公诉。整个过程，都用电影胶片给记录了下来。被告人住冈义一当庭认罪，请求审判长“给我最严重处分”。

　　6月20日，法庭作出终审判决，住冈义一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刑期自判决之日起算，判决前关押的日数，以一日抵徒刑一日。1959年7月9日，住冈义一刑满出狱。

　　王克峰教授回顾说：“日军第四旅团长津田守弥当时所下的用中国俘虏当活靶刺杀训练对象的密令，并不是专门下给他的13大队，而且在关押的日本战犯中，有多人供述出用俘虏当活靶训练新兵的事，以此推论，没揭出的类似惨案肯定还有。但是，住冈义一所参与的这起赛马场屠杀案，却是经过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有案犯本人供词，有人证、物证锁定，是一起证实日军侵略暴行的铁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