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之难

　　“有人说，口述历史很简单，拿录音机一录，然后整理出来文字就行了吗？不是那么简单。”禤福辉是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的会长，这个学会1991年由唐德刚创立，总部设在纽约。他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很多人对“口述历史”望文生义，唐德刚则为现代口述史立下了范例。

　　唐德刚曾说：“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李宗仁的回忆录情况更甚，其本人口述仅仅占到可怜的15%，其他85%是唐德刚从相关的历史文献中一点点考证修订而成的！

　　李宗仁是军人出身，文学、历史完全不懂，之前的信函电文完全由秘书完成，所以回忆录也完全由唐德刚扶植。“我和李宗仁谈，他讲不了英文，而且他有时信口乱讲，要是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

　　顾维钧是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外交史的关键人物，精通外语，记忆力超强，但也会经常出错。有一次，顾维钧把“金佛郎案”当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唐德刚指出了他的错误，但顾维钧不服气，还坚称“事如昨日”。最后唐德刚不得不找出顾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来，才驳倒了顾维钧。

　　据唐德刚披露，为了撰写这部回忆录，他不仅到图书馆查阅当时的报刊，还查遍了顾维钧自己保存的37箱资料！

　　没能彻底完成的张学良口述，被很多史家看做唐德刚口述工作的一大遗憾。其实，这部分原因也出于唐德刚不愿盲从做一个单纯的录音师和记录者。在生前的一次采访中，唐德刚披露，在做录音口述的时候他曾向张学良表示：“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但张学良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直斥他说：“你知道什么，你要听我的话！”

　　“所有的官场要人，都是如此。他们一出来，都在替自己说话，都认为自己对得不得了。”唐德刚说。他的态度是，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他把口述历史研究的态度分为鼓手、枪手和杀手三种。无论是充当鼓手还是枪手，都是不妥的，只有通过较量努力追寻历史真相的“杀手”，才是可取的态度。

　　“现代口述史学，是有一套规范的。”丁东说，“它有明确的学术目的与规范，要与文献比对，不是有闻必录，记录者不仅仅是个被动的秘书或者助手。”

　　国内很多人接触口述自传，是从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开始的。唐德刚将其英文口述译为中文后所作的注释评论，也被史学界视为不可不读的文字，甚至被认为具有更大的学术和史料价值。上世纪70年代，海外史学界曾如此盛赞此书：“先看德刚，后看胡适。”

　　口述之难，不仅难在操作，也难在读识。即使对自己用力最深的《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也一再严重警告读者，这本书是“桂系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不听、不信，皆不可取。

　　这种“难”，实际上也是对秉笔直书的坚持。曹凌志是广西师大版唐氏系列图书的责任编辑，他表示，唐德刚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写历史的时候，没有遮遮掩掩。”

　　比如，对于在五四运动中，被学生斥之为“卖国贼”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唐德刚一方面承认其有妥协倾向，同时也引用日方会谈记录，描述其在谈判桌上“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情绪颇为激越”—这跟我们之前的历史教科书的刻板描述有很大差别。

　　再比如，在内地影响甚大的《袁氏当国》，被很多读者认为近乎为袁世凯翻案。他的结论是，袁世凯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能臣，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在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也算是个悲剧人物”。在周遭谋士的精心策划下，袁氏做了皇帝，其悲剧在于，“予岂好独裁哉？予不得已也。”

　　“历史三峡”的身后争议

　　除了口述历史，唐氏对中国历史界影响最大的就是其“历史三峡”说，这个后来影响巨大的社会转型命题，出自他晚年的史学巨著《晚清七十年》。

　　从时间跨度上说，《晚清七十年》自清末李鸿章一直写到1949年。从形态上来说，这部书是他自1960年代在台湾的《传记文学》上发表的文章结集，并非史学专著。1998年，该书在台湾远流出版社推出五卷本，次年9月，长沙的岳麓书社推出内地版，虽然只印了5000册，已引起文化界有识之士的强烈关注。

　　“历史三峡”可说是唐德刚解释中国历史转变的核心词，它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约为200年。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三峡”，社会各层面变革巨大，之后就进入长久的稳定期；而从晚清开始，内忧外患的中国进入了第二个“历史三峡”，也要持续200年。他在《晚清七十年》中说：

　　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洋了。

　　这个提法引起了一些争议。很多读者从中读到了一种对未来中国的乐观主义情绪，但也有人觉得“国恨家仇”这种情感在唐德刚这代人身上累积许多，使他们对于国族的强大，仅仅是“一种真诚的盼望”。

　　更有治史者批评说，这其实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实乃写史之大忌。“所有思想者终其一身，试图探寻规律，结果发现规律是没有规律。这真是一种让人绝望的虚无。”

　　尽管争议诸多，唐德刚依然乐观地认为，中国过去的五千年，是一部“帝王专制史”，第二次转折后的中国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他笃信，此趋势将是不能逆转的必然。而按照这一理论，中国第二次“历史三峡”的曲折历险，直到本世纪40年代才能结束。

　　因此，当唐氏卒去，当代学者傅国涌日前撰文说：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却仍在“三峡”中。

　　29日，记者获知唐德刚先生逝去的消息后，第一时间致函他的老友马大任先生。马先生与唐氏同年，又是中央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度同学(唐先生将所藏图书通过马先生捐赠给安徽大学，仿佛冥冥中暗合，交接后几个时辰，大洋彼岸的唐先生就逝去了)。马先生在回函中描述说，唐德刚的“谈话非常有趣。”无独有偶，近现代史学者杨天石也表示，“读唐先生的书有时候会笑出来”。

　　这是口述史之外的另一个唐德刚。口述史中的那个唐德刚严谨平实，比如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中时，“一切以李氏意志为依归，未参杂我个人半句褒贬之词。”而在其成名作《梅兰芳传稿》中，其文字雅致风格艳丽，连胡适都觉得“稍显渲染”；再到《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时，笔法亦庄亦谐，汪洋恣肆，已经自成一派。

　　那么，就不妨以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一段有趣的“附注”作结吧：

　　“1935年，我在上海报刊上读到一则新闻：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婚，新郎66，新娘33，新郎为争取新娘欢心，竟为她割须弃袍。婚礼进行中，新夫妇梨花海棠，表现得恩爱无比，据说是‘你不嫌我老，我也不嫌你丑’云云。当时曾掷报大笑。想不到六十多年后，面对电脑屏幕著书，竟然又提到此老，不禁也推开鼠标，笑叹不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