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骑瘦马的唐德刚先生在89岁高龄踏月而去。“士君子读书为学，要‘山人自有主张’，管他鸟洋人！”这是唐德刚对“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评价，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夫子自道，斯人殁而山人亡，说他一个人带走一个时代，恐不为过，我们从此失去一座高山。众多文化界人士纷纷在博客中发文哀悼。

　　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从这一刻起，他的生命也要归入历史。

　　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活历史”

　　惊闻著名历史学家、散文大家唐德刚先生10月26日在旧金山长逝，痛惜之情油然而生。尽管老先生以89岁高龄驾鹤归去，但我等后学却无法再次引颈期盼唐先生的新著问世，从他一以贯之的不失诙谐且文白夹陈的笔法，以窥中国近代史那风云际会的种种往事，实在是痛惜之至。

　　唐先生本身就是个活历史，却又是一个“活在别人历史”当中的局外之人。他开创的“口述历史”已经成为当代学界考据历史的典范和一个新型史学的学科。他的《李宗仁回忆录》今始已经成为口述历史学中垂范千古的绝响。他的《胡适口述自传》更是将传主平白无奇的叙述置于他恢弘睿智的注解当中，唐先生的博学由此可见，以至于有名家坦言“先读唐德刚，再读胡适”。是他还胡适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如水一样无味的老夫子。

　　说他是活历史，因他生于上世纪20年代，正是民国内忧外患，社会激烈动荡的年代，十几岁就在桂系军阀中当过兵，继而又到陪都中央大学求学，1948年又到美国继续研读。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当年国民党的要员都去了美国，他就又与这些大员诸如李宗仁，顾维钧，胡适，张学良多有往还，并为其中几位做了口述传记。活历史遇到活历史，再加上他的千秋妙笔，一部中国近代史就在他的笔下活了。

　　因为他的这些活了的著作才给我们这些小时候一看历史就头疼的后进们打开了一扇“兴趣”的窗，及至能够坦然直面中国曾经长达一个世纪的屈辱史。(并非童话)

　　“三峡史观”的非学术衍义

　　唐德刚先生是一位人文学者，一位历史学家。他治中国历史，有一套高屋建瓴式的宏观思维。他认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实质是由传统帝制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时间大约要经历两百年左右的岁月。也就是说，从1840年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漫长的转型期，它要到2040年才会大致结束。形象地讲，在这两百年里，中国的历史仿佛进入了“长江三峡”，其间暗礁潜藏，漩涡重重，一个接着一个的激流险滩，数不清的惊涛骇浪。中国民众所经历的危险是空前的，所付出牺牲之惨重也是无可比拟的。按照唐德刚的说法，要到2040年，中国历史才会出离“长江三峡”，迎来一个“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新时代。

　　据说唐德刚先生年过古稀，犹有童心，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妙趣横生。我想这是由于他的个性使然，加上常年生活在美国，是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环境中陶冶而成的。他对于自己的学术抱有坚定的信念，对于中国的未来不失信心，精神乐观，待人亲和，这些都令人留恋。(空山佑实)

　　他是史学中人，也是文学中人

　　唐德刚先生是史学中人，也是文学中人，他有深湛的古典文学功底，能诗善文，年轻时曾办过文学期刊，出版过杂文集，对《红楼梦》有深入的研究，还写过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他明确指出，这部小说“也是口述历史”，虚构的只是人名、地名罢了，他要用这部小说为同时代那些历尽苦难的小人物们的噩梦留下一点见证。他一直在寻找小说和历史之间的界限，他用英文写过一部长达上千页的《民国史》，之所以迄今没有付印，是因为他觉得笔下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将”，而千千万万浴血苦战、辗转呻吟的士兵小卒则只字未提，这是我们所谓的“历史”的黑洞，这个黑洞只有靠“小说”去填补。他如此区分小说与历史——“大事件、大人物就应该用‘历史’来写；小人物、小事件，甚或大人物、小事件，就应该用‘小说笔调’来写。”在他看来，小说写的是“真实的社会、虚构的人物”，历史写的是“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两者不过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他的口述史和其他历史作品，之所以都有很强的可读性，就是他以“小说笔调”来记录“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使人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

　　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他的文字本身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个性，亦庄亦谐，亦雅亦俗，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出入自如，他可以将许多流行的名句、俗语伸手拈来，活学活用。他的历史作品因此没有教科书式的正经和刻板，更不同于时下盛行的学院派文字，常常板着一副学术八股的面孔，道貌岸然，言之无味。而且他打通了历史与现实，时不时从历史中探出头来，插科打诨，谈笑戏谑，这是中国传统说书风格的现代版本，让人读来常常开怀、捧腹，大大拉近了历史和芸芸众生的距离。(傅国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