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钱先生去东北工业区考察。当时国防工业领域的专家，都是“苏联专家”。考察过程中，钱先生说:“这些事情我们也能做，要这么多苏联专家干什么？”

　　中科院力学所退休研究员谈庆明先生，与钱学森共事10年，1956年力学所创建，谈庆明先生就在钱学森的领导下工作。同样经历了新中国科学技术从无到有的艰苦岁月，也同样走过黑白颠倒的狂热年代，谈先生对钱学森的理解，有着切肤之情。他眼中的钱学森，是一个立体的人。

　　《新民周刊》:听说钱先生是非常严肃的人。

　　谈庆明:对，当时我们很多同事都很怕他，他批评人的时候非常严厉，不留情面，我就被他当着很多人在会议上批评过。他的思维逻辑非常缜密，但他又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在一个会议上，有权威批评钱先生，他马上抢话筒，说，不对，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新民周刊》:对于我们比较年轻的一代来说，提到钱学森，就一定会联系到两弹一星，我们以为他当时从美国回到祖国，接到的任务就是开启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史事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吧？

　　谈庆明:不是这样。钱先生回到祖国之初，兴趣应该在改造和振兴整个民用工业。力学所刚刚建立的时候，钱先生给我的老师郭永怀下达的任务，是研究化学流体力学，他希望把在美国学到的航天导弹技术，应用在民用工业中。

　　后来有一个机会，请钱先生去东北工业区考察，他去了几个月。当时国防工业领域的专家，都是“苏联专家”。考察过程中，钱先生说:“这些事情我们也能做，要这么多苏联专家干什么？”陪同的一位同志听到此话，非常紧张，但又不敢不汇报。钱先生的话被中央知道后，领导很高兴，说就等着他这句话呢。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刻，钱先生回京后立即被陈赓将军接见，陈赓将军说，他代表彭德怀接见钱先生，邀请他出任国防工业部第五研究分院院长。

　　他是服从分配的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在中国的航天导弹事业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1956年，有人提出，应该把制造飞机作为最重要的建设任务，但钱先生不同意这个想法。他干这个的，他很懂，他说飞机和导弹都要发展，但现在研制飞机，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研制导弹更现实一些，应该先发展导弹。

　　《新民周刊》:钱先生对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发展的规划，是非常务实的，但从流传的关于钱先生在大跃进中的一些错误言论看，他似乎又不够理性，这是为什么？

　　谈庆明:钱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高瞻远瞩，对我们国家的国防事业作了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也说过错话，但并不能掩盖他的贡献。

　　昨天(11月2日)下午，我们一些老同事开了一个会，研讨钱先生的经历和精神。会上，钱先生的第一任秘书张可文说，钱先生在美国受到5年的迫害，有严重的反美情绪，所以，他非常佩服毛泽东，只有毛泽东敢跟美国对着干。我们都没有钱先生这样的经历，我们不能体会他的心情，他因为反美，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对毛泽东无限服从，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1967年以后，我与钱先生就很少见面了，他主要的精力都在两弹研制那边，跟我们这些老同事几乎没有接触。他的生活与外界接触很少，不像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当时虽然都受到迫害，但互相之间还有一点交流，可以更好地看清楚时事。

　　《新民周刊》:所以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侧面，身上都有时代的烙印，钱先生也不能例外。

　　谈庆明:是的。从学术上说，钱先生毫无疑问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在美国的10年，他和他的老师冯.卡门一起，成为美国航天导弹的奠基人之一。他又是一位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回国以后，他参与的科技发展规划，对于今天中国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他的身上，也必然有时代的影子，每一个人都是很复杂的。　(黄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