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杰”安然无恙

　　王石坚在西安从事地下情报的6年，最核心也最得力的工作，是联系和领导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申健、陈忠经。

　　熊向晖是王石坚系统中最重要的情报人员，他1936年入党，同年受组织委派打入胡宗南部队，是周恩来亲自布下的一颗高明的“闲棋冷子”。此后的工作中，熊向晖成为胡宗南的亲信，开始发挥作用。

　　1943年，蒋介石下令胡宗南密谋“闪击”延安。这份作战计划被熊向晖及时送出。延安的《解放日报》登出胡宗南准备用于进攻延安的部队详细部署情况，朱德总司令亲自致电胡宗南提出强烈抗议。蒋介石、胡宗南的反共阴谋暴露，不得不中止了这次进攻行动。

　　1947年3月，胡宗南策划进攻延安，要熊向晖为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晖由此获得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详细计划，很快这一计划就完整地送到了延安，而此时胡宗南麾下的众多将领尚不知道有此安排。这一重要情报使得在延安的党中央得以从容

　　地组织撤退。毛泽东因此说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这也是对西安情报工作的最高评价。

　　申健和陈忠经则是以胡宗南部队军官的身份投身革命的。二人都潜伏在胡宗南的三青团，同样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情报。

　　按常理，王石坚的被捕和叛变，最直接受到牵连的应该就是这三人。但结果却是三人全部全身而出，并由此得到了与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龙潭三杰”并称的“后三杰”之名。

　　“后三杰”何以未受王石坚丝毫牵连？

　　孙果达告诉记者，首先，王石坚案发时，三人俱已不在国内。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资助部下的优秀青年出国深造，熊向晖等三人都被选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三人在胡宗南心目中的位置。王石坚叛变时，最晚出国的熊向晖也已到达美国一个月。

　　不过，仅此一点绝不足以让“后三杰”安然无恙。王石坚叛变后还是供述了三人的情况，只是特务们投鼠忌器，顾虑重重，甚至可以说是胡宗南迫不得已地“保”下了“后三杰”。

　　对此，熊向晖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周恩来当时非常精辟的分析：“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结果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的所料。

　　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亲赴西安抓捕、押送王石坚时，时任保密局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恰好也到西安公干。新中国成立后，沈醉在其自传《我的特务生涯》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片段：

　　胡宗南在家中宴请叶翔之和沈醉二人。开宴前，胡宗南拍了拍叶翔之的肩膀，拉他出屋与他单独谈了一会儿。饭后回到住处，沈醉问叶翔之胡宗南与他所谈何事。叶翔之答道：“胡长官说，这次破坏中共西北地区的一些组织，牵涉到了他的几个部下，他怕我们张扬出去，那样不但他面子上过不去，而且要是让老先生(蒋介石)知道了，也会大发雷霆的。”

　　沈醉未在书中提及受到牵涉的胡宗南部下的名字，当时他也未准知晓这些人居然是胡宗南极为信任和赏识的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

　　而如果让生性多疑的蒋介石知道，自己的得意门生身边居然有中共情报人员潜伏多年，而且深得他的赏识，胡宗南恐怕也交代不过去。

　　不过，李克农还是给身在美国的熊向晖等三人发去秘密通知，三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辗转回到国内。

　　王石坚案发生之际，中央社会部正驻在晋西北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了一场，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努力使损失减到最小。李克农一一听取了从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紧急撤回根据地情报人员的汇报，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指示各地组织要接受教训，割断横的关系，割断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秘密电台要采取措施，防止敌人测向的破坏，要特别注意情报组织和情报人员的安全。李克农还想方设法寻找一些在转移中失散了的情报人员，并全力调查组织遭受破坏的原因和经过。

　　在了解了王石坚系统被破坏的经过之后，1947年11月23日，李克农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并请求处分。周恩来看了报告后说:“有这样的检查报告和善后措施很好，就照这样办。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还有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是秘密战线呢!”周恩来还说：“反正我们把胡宗南斗垮了。有此检讨即可，不必议处。”

　　而在国民党方面，对破获王石坚系统的“战果”欣喜异常，视为大功一件。蒋介石亲自为有功人员颁发宝鼎勋章和一万块银元。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更是兴奋地宣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

　　诚然，王石坚系统被破坏是中共情报史上的一次重大损失，但若就此能称“半壁天下”，也太小看我党隐蔽战线的规模和成果了。

　　解放战争时期可以说是我党情报工作发展的最高峰。

　　与王石坚北方情报系统并列的，就有潘汉年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刘少文情报系统等等。其中，吴克坚情报系统是1946年我党在南京、上海建立的情报组织，由吴克坚负责，助手有何以端和周竹安等。该系统在三大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关键时刻，获得过国民党大量重要情报，被周恩来赞为情报“迅速、准确”。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沈安娜就是吴克坚情报系统的成员。

　　即便是在王石坚系统的中心西安，还同时活跃着中央情报部西安情报处系统、西安通讯工作组、西安交通站等几支隐蔽力量。正是因为这些情报人员的共同努力，转战陕北时的周恩来才会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

　　王石坚情报系统的挫折，并没有影响这一时期我党情报工作的辉煌，没有影响到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每一场战役的胜利背后，都浸透着情报工作者的努力乃至鲜血。他们的名字也许仍无人知晓，他们的功勋与世长存。 (记者 董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