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化门街属东城区景山地区，是地安门内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一条胡同，自西向东沟通地安门内大街与东板桥街，长约400米；胡同南侧与碾子胡同、吉安所右巷相通，北侧与帘子库、锥把胡同相通。

　　明代，北京皇城的北门称“北安门”，称今地安门内大街为“北安门里街”。沿街两侧砌有上覆黄色琉璃瓦的红墙，在红墙中段偏南处建东、西对称的两座随墙街门，街门上亦覆黄色琉璃瓦，东侧的称“黄瓦东门”，俗称“东黄华门”，西侧的称“黄瓦西门”，俗称“西黄华门”。《芜史》载：“自北安门里街东曰黄瓦东门，门之东南街曰尚衣监，街北曰司设监。”据此可知，今黄化门街形成于明代，是黄瓦东门内“尚衣监”和“司设监”两个衙署之间的通道。

　　清代，设内务府管理皇室事务，宦官亦归内务府管理，明代设置的由宦官掌控的内官十二监不复存在。“尚衣监”、 “司设监”废除后，“黄瓦东门”内始有住户。《曝书亭集》载：“康熙癸亥(1683年)，予入值南书房，赐居黄瓦门之东。”如此说来，清代大文学家朱彝尊便是今黄化门街的早期居民。然而，一年后朱彝尊便遭弹劾，迁居到宣武门外海波寺街(今海柏胡同16号)居住。乾隆年间，该街有了正式的名称，曰“黄花门街”；光绪年间，改称“黄化门大街”。

　　1965年整顿地名时，称“黄化门街”，“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化门”，后复称“黄化门街”。

　　如今，当年的“黄瓦”东、西二门早已荡然无存；然而，我们或许能通过整治后的地安门内大街两侧修复的黄瓦红墙与慈慧胡同西口、油漆作胡同东口建造的两座古典坊巷大门唤起一些历史的记忆。

　　黄化门街5号，旧时的门牌是黄化门大街5号，在胡同东段路北，现已与其东侧的几个院落统一改建为一组楼房建筑群，是为“北京教育学院体育艺术学院”。

　　张申府之女张燕妮回忆，黄化门大街5号“这是一座很大的宅院，分东西两院，我们住东院，学生联合会在西院。东院有三进院落，雕梁画栋，轩敞雅静。院内花木扶疏，颇为宜人”。

　　1946年，张申府重回北平便住在黄化门大街5号。张燕妮回忆：“新中国成立初，西院的学联想要东院这所房子。为此，市政府请示政务院(现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此房继续由张申府居住，自管自修，不交房租。’这样父亲就继续在此住了下来。”1958年，因此处要建一所中学，张申府搬到了西城区王府仓胡同16号。

　　张申府在黄化门大街5号住了十三个年头。

　　张申府(1893-1986)，原名崧年，号申甫，河北沧县人。其父张濂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在民国时期当过众议院议员，自谓“留心翰墨近四十年”。张申府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又毕业于北京大学，他在五四运动期间，参与创办《每周评论》，任《新青年》杂志编委；1920年，参与筹建北京共产党小组；同年12月去法国，任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授；1921年，在巴黎建立共产党小组，是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1924年，张申府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广州大学教授；1925年后，任暨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36年，参与发起组织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汉、重庆等地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民主活动；1942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6年，代表民盟参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申府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顾问，是北京图书馆研究员。著有《所思》、《我相信中国》、《名理论》、《罗素哲学译述集》和《张申府学术论文集》等。

　　张申府先生不仅是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双修的学者，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一位中国现代史不能回避的人物。雷颐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张申府》一文中写道：“在大故迭起、思潮激荡的中国现代史中，张申府是位不应忽视却被忽视的人物，姑且不论其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活动，仅其在唯科学主义、社会主义及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引进、传播和发展中所作的贡献便值得作认真的分析和研究。”

　　1917年，张申府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并留校任数学助教；但他从上大学时就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也是张申府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等许多西方现代进步思想。他曾在文章中写道：“有些现代的新学说新人物都是我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的。有些名字也是我第一个翻译的，后来都流行了。特别是罗曼·罗兰、罗丹、罗讷、巴比塞、伊本讷兹等都是。这是我对于国家的一种贡献，我深自引为光荣。”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张申府开始转向共产主义，翻译介绍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1920年，他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筹备活动，在“南陈北李”间奔走串联。同年10月，与李大钊创建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并把张国焘发展进来；年底，又遵照陈独秀的指示奔赴巴黎，在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发展党员。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入党，组成中共旅法小组，又与周恩来将朱德发展入党。1924年初，张申府在广州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并任蒋介石的英、德文翻译，正是在他的极力推荐下，周恩来回国不久便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早期的张申府是何等的光彩。然而，他却在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因讨论党的纲领与他人发生争执而决意退党。

　　退党后的张申府并没有埋头书斋，仍关心国家命运，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曾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因此而被捕；出狱后，被清华大学解聘，成为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职业社会活动家。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张申府被推举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华北总支部负责人。1948年底，正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之际，张申府却不合时宜地在《观察》杂志上发表《呼吁和平》的文章，要求国共双方停战。对此，共产党自然要进行强烈批评；民盟因此也开除了他的盟籍。作为职业社会活动家的张申府在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之时，几乎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也淡出了社会活动舞台。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不顾组织的劝阻而负气退党，是严重缺乏组织纪律观念的表现；作为参与筹建中国民主同盟的张申府，被开除盟籍则是严肃组织纪律的结果。对此，他自己自然要承担全部责任。然而，纵观其一生，其他不论，仅就他介绍“红军之父”朱德与“人民总理”周恩来入党而言，其对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所建之功可谓大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申府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每天翻阅国外的书目，推荐购书”；但也未能逃脱“右派”的命运。《晚年张申府》一文的口述者何兆武先生说：“三反的时候我听他做检讨，说自己一生有‘三贪’，贪财，贪名，贪色。”

　　如此检讨，是开诚布公，还是自我作践？(王之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