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27日电  香港《文汇报》今日刊载“龚敏迪”《秦始皇海防中的越人心结》一文。作者将秦始皇刻石和文献记载相印证，得出结论：秦始皇对越人有防范心理，沿海巡视中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越王勾践胜吴后迁过去的都城所在地——琅邪，想尽可能地减少越人的有生力量。

　　文章内容如下。

　　去孟子故里转了一圈，突然想起一直有争议的秦始皇《峄山刻石》，于是上峄山寻访了一番。秦始皇为自己的立石记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史记》载：“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但《史记》没有记载刻石的文字。唐人《封氏闻见记》说：这块刻石在后魏太武帝登此山时“使人排倒”了。以后又经历了几次变故，杜甫就有诗说：“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据说以后的文字，是按照南唐徐铉摹本重刻的。自从刻了《峄山刻石》，秦始皇刻石的嗜好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因此他又“与鲁诸儒生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而上了泰山，立了《泰山刻石》。除了这两个刻石，接下来的《琅邪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门刻石》都被他刻在了海边，包括最后一块，也是“望于南海，而立石刻”的《会稽刻石》。

　　秦始皇的沿海巡视中，去得最多的地方是琅邪，那正是越王勾践胜吴后迁过去的都城所在地。《越绝书》记载：“勾践徙都琅邪，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虽然《秦始皇本纪》说“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但是勾践的后代东海王摇，闽越王无诸等人统治的地方仍然存在。除此之外，《越绝书》还提到：“娄门外力士者，阖庐所造，以备外越”，“娄北武城，阖庐所以候外越也”。内越和外越仍然是秦国海上的主要威胁，所以他多次到琅邪视察和派人出海，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寻仙求不死药。

　　从北边的碣石门到芝罘、东观、琅邪，加上“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再到会稽，就是一条海防线。公元前219年东巡刻石，并“徙徒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公元前218年，“登之罘，刻石”，归途中又视察了琅邪；公元前215年，到海防北大门的碣石门；公元前210年东游会稽，又沿海北上到琅邪。他在“铭功会稽岭，驰望琅邪台”的同时，还“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南海大越故地”，可见他对越人的防范心理，而他曾派徐福两次入海东渡，也显然有寻仙以外的重要目的。

　　《会稽刻石》的特别之处是有一段不一样的文字：“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夫为寄猳，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有人说这反映了他的贞节观，以及之所以杀吕不韦，鄙视生母的心迹。顾炎武则认为：“《吴越春秋》有谓勾践‘以寡妇、淫泆过犯，皆输山上；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当其时盖欲民之多，而不复禁其淫。传至六国之末，而其风犹在。故始皇为之厉禁，而特着于刻石之文。”但两者都忽略了越人卧薪尝胆，卷土重来的特色。秦始皇自家的心事，何必写到越国去？禁其淫佚，越人比不上齐人的女闾三千，为什么一定要写到越国去呢？这显然是想尽可能地减少越人的有生力量，而且还极具侮辱性地用了“寄猳”这个词语。

　　秦七刻石现在原物仅存《琅邪刻石》十三行残碑一块，为二世诏书及从臣名，计八十四字。秦亡后，刻石被凿破扔入了海中，到了近两千年后才被捞起，现存国家博物馆。而《琅邪刻石》透露了一个有意思的信息：就是秦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还是有封侯的。所以碑 文提到的随从人员中有：“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等人，李斯死后，秦二世也封赵高为“武安侯”。对照秦始皇至死还留一块小地方让卫国延续下去的情况，他让几个侯国封地存在，应该也是可能的。几个强人在一起，不分给他们一点好处，谁给他卖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