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天堂，下有书房”，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近日推出“名人书房系列”，最新推出叶永烈的《历史在这里沉思——我的书房“沉思斋”》一书。叶永烈不仅拥有两个书房，而且还拥有一个用私家游泳池改建的藏书室，收藏了5万册图书，被称为“知识的海洋”。本文摘编自该书。

　　我的书房，我的“私家档案馆”

　　我的书房，并不仅仅是藏书、读书、写书的地方，由于我长期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积累了大批档案和资料，成了一个规模不小、藏品丰富的“私家档案馆”。

　　我的“私家档案馆”，引起了上海档案馆的注意，几度派人前来参观，并商谈能否捐赠部分藏品。

　　我的“私家档案馆”甚至还引起国家档案局主办《中国档案》月刊的兴趣。这家杂志的主编和记者一起访问我的书房，写了报道《作家叶永烈的“档案情结”》:

　　一段众人皆知、但又不堪回首的往事因为一份档案的披露而改写了；一些较为敏感的政界人物档案在“铁鞋”尚未踏破之前居然被寻觅到了；一个收藏量大、品种多、拥有专业装具和全套信息化装备的“家庭档案馆”静悄悄地形成了。

　　这些事情有，但不经常发生。如果，这些事情都汇集在同一个人身上，而且居然都和“档案”有关，就有些令人称奇了。这个人就是叶永烈——一个人们似乎已经很熟悉的作家。

　　这篇《作家叶永烈的“档案情结”》报道称我的“私家档案馆”里“馆藏丰富”:

　　用“馆藏丰富”来描述叶永烈书房里的一切丝毫不为过。诸如创作手稿、书信和诸如成绩单之类纸质材料，应属档案“原生态”一类的。照片和采访录音带，自然是令专业档案工作者羡慕不已的声像档案。而各种类别的专题图书，则是利用率极高、信息量最密集的资料了。

　　毋庸置疑，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档案馆，馆长姓叶。

　　《中国档案》月刊的报道披露了我的“私家档案馆”的部分藏品:

　　现在的档案利用存在哪些问题呢？作家叶永烈没有正面回答，但他的思绪却很乐意地流向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大量档案还散存、散失在众多基层单位的年代，如此糟糕的档案工作现状却戏剧性地成就了作家叶永烈利用档案的“黄金时代”。

　　正是在一家棉纺织厂的人事档案中，叶永烈发现了“四清”时期王秀珍的自传，但他还来不及惊喜。那时，档案虽然就放在他面前，伸手可触，可是厂方不让拍照，更不让复印，但这样的利用规定没有难倒作家。叶永烈取出一台袖珍录音机.一边读档案一边录音，晚上回家后再根据录音整理。很快，他发觉这绝对不是一种省力的好办法。办法还有一个:抄！自此，他经常早上六点就离开位于西区的家，前往东北角上的纺织厂抄档案。

　　在位于外滩的一家市级机关里，叶永烈查到了王洪文的一些材料。其中有本大事记，它的来历还颇有些传奇。原来王洪文进京后，他原来在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班小兄弟坐在一起“畅想”当年如何跟着王氏造反起家的，如此倒腾出一本“革命大事记”来。这份档案的保管形式深深打上了作者们的阶级烙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把纸张卷曲塞在一根铁管中，这根铁管在两头被焊死后就被藏进了墙壁里，秘不示人。如今，这份大事记就摆在作家的眼前。叶永烈二话不说，抄，还是不停地抄，他忘我的抄写劲头感动了档案工作人员，他们破例允许他拍照。叶永烈手里攥着胶卷，想想这可不是一般的胶卷啊！为安全保险起见，他自己做起冲洗的活来。就在那段时间里，叶永烈就这样自己抄，自己拍，自己冲洗。不少珍贵档案资料就这样日积月累地收集起来。

　　“其实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并不一定在档案馆”，叶永烈不无得意地说道，随即他信手拈来几例，推介他的馆藏珍品。

　　胡乔木在文革时期的“起居录”。其中记录了当时胡乔木每一天的起居、活动、来电等情况，细节之具体令人称奇。没人会想到这是出自于胡乔木警卫人员之手，更没人会想到这些质朴的文字是警卫人员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记录在一本不起眼的小黑皮本中。因为有一回周恩来总理要找胡乔木，却不知道被拉到哪里批斗了，于是指示胡乔木身边工作人员要对胡乔木每日行踪加以记录。叶永烈费了一番周折借到手后，一口气全部予以复印。

　　“安亭事件”中张春桥与王洪文的谈判材料，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献材料，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不少，但多数人没见过原件。

　　但叶永烈见过，不但见过，还翻拍了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谈判材料上有张春桥的签字。这份珍贵材料可以在叶永烈撰写的《江青画传》中见到。

　　傅雷的“闲散劳动力调查表”。这是日前发现的唯一一份有关傅雷的人事档案。要知道当时傅雷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没有单位就意味着没有档案。

　　随着“四人帮”的审判结束，大批“两案档案”被集中移交给中央档案馆，档案得到了妥善保管，可是“现在要利用档案太困难了”。作家不无忧虑地如是说。

　　用书房废胶片编成的新书《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

　　喜欢收藏的我，在书房里还保存了许多电影废胶片。那是我当电影导演的时候，三天两头要剪辑影片。电影，每秒钟拍摄二十四张画面。一个一、二分钟的镜头，要用掉很长的一段胶片。按照规定，每个镜头的头尾都必须剪掉，这些剪下来的就成了废胶片。在剪辑车间，这种废胶片很多，每隔半个月左右，就要烧掉一批。我在剪辑影片的时候，如果画面有保存价值，就把剪下来的废胶片保存下来。

　　我保存这些废胶片，原本只是作为从事电影工作的纪念。没想到，在2003年10月，我竟然用废胶片编成了一本新书《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

　　事情要从2003年8月10日说起。那天，两位不速之客从香港来到上海我家。他们是香港无线电视台的编导和摄影师，前来采访。这一回香港电视记者采访的话题与众不同，他们要我谈当年是如何进入“禁区”——中国航天训练基地的。他们说，办理前住那里采访的申请，已经快一年了，至今没有下文。就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当时也同样未能获准。

　　香港媒体向来有一根敏感的神经。他们得知，中国即将在2003年10月发射载人飞船，便追踪这一新闻。我曾经在24年前的1979年4月，在中国航天训练基地采访了将近半个月，拍摄了电影《载人航天》。我的特殊经历，引起了香港记者的注意，他们要我谈在“禁区”内的见闻。

　　结束谈话之后，他们极想一睹电影《载人航天》。

　　我告诉他们，影片完成双片之后，由于当时特殊的原因，没有公映，被“雪藏”了。

　　香港无线电视台的编导在回到香港之后，几次来电询问电影《载人航天》的下落。他们很希望在中国第一个“太空人”上天之际，能够在香港公映这部见证中国载人航天历史的不可多得的影片。我被他们执着的精神所感动。

　　《载人航天》是我在电影制片厂编导的最后一部影片，我一直为这部影片没有得以公映而抱憾多年。

　　于是，我打了许多电话，追寻《载人航天》双片的下落，追寻《载人航天》底片的下落。更为重要的是查找《载人航天》底片。电影底片是“老母鸡”。如果找到底片，即便没有《载人航天》双片，我也可以用底片印一份正片，然后重操导演旧业，剪出一部《载人航天》影片来。

　　《载人航天》的底片保存在上海电影技术厂。我向上海电影技术厂查问底片的下落。他们明确答复，在底片记录本上，已经查不到《载人航天》(当时片名叫《空间技术》)。按照上海电影技术厂的规定，一部电影如果在十年之内没有套底出片，他们就会把全部底片销毁，不然底片仓库无法容纳那么多的底片。上海电影技术厂的答复，使我深感痛心。《载人航天》的底片被销毁，意味着当年的辛勤劳作付诸东流，意味着一部记录中国载人航天历史的珍贵影片被无情地抹掉！

　　在万般无奈之际，我记起，当年我在修剪电影《载人航天》时，曾经把剪下的废片保存起来。我赶紧打开书房里储存废胶片的铁箱。上海每年都有黄梅天，经历了二十四春秋，那些废胶片会不会发霉呢？由于我在箱子里面放了干燥剂，所有的废胶片都安然无恙！

　　我找出电影《载人航天》的废胶片，发现主要的镜头差不多都有。其中包括:1965年在安徽用生物火箭把小狗送上太空。内中有当年如何训练小狗适应太空环境、生物火箭的制造和吊装、小狗的上天和归来。还有“重头戏”——1979年中国训练航天员的种种场景，如震动椅、离心机训练，模拟舱训练，种种太空食品等等。

　　面对如此丰富而珍贵的历史画面，我决心编选一本以图片为主、讲述中国载人航天历史的图书，以“焦点新闻，独家报道”为特色，书名定为《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我从书房的“摄影仓库”里又找出自己在国外拍摄的许多照片，内中包括美国华盛顿航空航天博物馆的许多照片，美国旧金山“黄蜂号”航空母舰上阿波罗登月飞船回收舱照片，俄罗斯莫斯科宇宙火箭纪念碑照片，当年苏联的“暴风雨”号航天飞机照片……

　　我花费二十来天的时间，写出《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并配好了大量历史珍贵图片。上海科普出版社当即把这本书列为重点书，以最快的速度排印，赶在2003年10月中国第一位“太空人”上天时出版。

　　我亲自带书稿前往北京，完成了报审手续。2003年10月16日，当中国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从太空归来之际，这部用废胶片编成的新著《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也与读者见面了。10月17日，中国新闻社也从北京发出的电讯，介绍这本新书:

　　当人们为中国第一“太空人”杨利伟的成功返回而欢呼时，当他所属团队一共十四名宇航员被此间部分媒体称为“中国首批宇航员”时，今天发行的一本名为《飞天梦》的书，却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说法:中国首批宇航员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诞生。

　　一向自称“旧闻记者”的著名作家叶永烈另辟蹊径，以《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为题，同时配合四百多张照片，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航天史，从而成为独家报道。

　　他在书中披露，“早在1971年5月，中国宇航筹备组就已成立，着手选拔宇航员，计划在1973年年底发射‘曙光一号’载人飞船。当时，选拔宇航员的工作严格保密，以‘体检’的名义进行，从上千名歼击机飞行员之中，选拔出了十九名宇航员。”“然而就在中国载人航天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当年的‘九一三’事件，使空军成为‘批林运动’的重点。中国宇航员的选拔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中国发射‘曙光一号’飞船的计划也因此搁浅。”

　　另一耐人寻味的情节是:有如前苏联先于载人航天把小狗送上飞船，中国也曾于一九六五年在安徽用生物火箭把小狗送上太空。书中二十多幅彩色照片记录了当年如何训练小狗适应太空环境、生物火箭的制造和吊装、小狗的上天和归来。

　　叶永烈在接受记者电话专访时说，二十四年前他受命担任影片《向宇宙进军》的编导，这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影片分为三辑，即《飞出地球去》、《卫星的应用》和《载人航天》。影片完成之后，钱学森亲自审看，表示满意。第一辑和第二辑随即公映，而《载人航天》则因事关机密只在内部小范围放映。

　　他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当时担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正是钱老的批准，我才得以率摄制组进驻中国航天训练基地长达半个月，拍摄了这部电影的第三辑。”

　　得知中国已经成功完成载人航天的消息，叶永烈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说这是老一辈科学家们的夙愿，也是中华民族百年梦圆。

　　10月17日，新华社也从北京发出记者刘江的电讯，介绍《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一书，标题是《叶永烈的“飞天梦”——穿梭于幻想与现实之间》16日，就在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返回的当天，叶永烈的新作《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也开始面市。……叶永烈自己的“飞天梦”已经编织了四十多年。1961年，人类首位太空访客——前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功踏入太空，这件事给年轻的叶永烈强烈震动。当年，他满怀热情和憧憬，撰写了后来风靡一时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

　　两家中国的大通讯社同时报道一本用废胶片编成的书，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同时也表明了我书房里的“库存”何等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