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兵败后，张学良被迫下野，蒋介石安排他去欧洲考察军事。出国前，张学良为了不给外国人留下“东亚病夫”的印象，下定决心戒毒……

　　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的瘾君子

　　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在夫人于凤至和赵一荻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做短暂停留，等待宋子文为其办理出国手续。此时的张学良是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时刻：家恨国仇未报，“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未摘，20多万东北军客居他乡。军事上的失败、政治上的失意，万般痛苦一下子压在这个年仅33岁的年轻人头上，痛苦可谓到了极限。无以解忧的他更加频繁地使用毒品来麻醉身心，甚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张学良此时毒瘾究竟深到什么程度，他的部下王卓然曾有过回忆：“ 他每日要打400多药针，才能过瘾。你知道这400多药针有多大力量吗？据医生说，这400多针，若是一次给无病的人打上，每人一次打上10针，可以打死或重病40多人……”

　　如此之深的毒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张学良回忆说：“我吸上鸦片，是在郑州战事之时。在那个时候，我已厌倦内战，心中十分烦闷，战事又不甚得手。在某一次将领们进见，向我请求撤退……我把他们说服退去之后，心中十分痛苦，不能饮食，但仍须支撑这个困苦局面，就这样吸上了鸦片。 ”

　　其时，吸食鸦片是上层社会的一种时髦，很多达官显贵都有此嗜好。张学良父母、妻子于凤至、好友韩麟春等都好这口，家中更是烟榻横陈，迎亲待客，不是奉茶让坐，而是上床先抽上几口鸦片烟。这种环境中，张学良有此嗜好也就不足为怪。

　　如果张学良仅限于偶尔抽上两口倒也还好说，但事情的发展远非他所能掌控。 1928年张作霖遇难后，张学良受命于危难之时，内挤外压，毒瘾日渐严重。深知鸦片其害的他认为“一个活人不能叫一个死东西管着”，遂决意戒除毒瘾。但病急乱投医，听人介绍说有一种日本进口的注射药，对戒除鸦片有特效，便叫私人医生马扬武为其注射。岂料这种日本进口的药物虽去瘾止痛，但里面却含有一种更难戒除的毒品——海洛因。结果在注射一段时间后，张学良虽然放下了烟枪，却再也离不开吗啡针。而且针瘾越来越大，到后来一天之内需要注射多次，误了不少大事。几次政府要员来北平，张学良理应前往车站迎接，由于毒瘾发作，不能亲往。而他与汪精卫交恶，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两人会谈时，他每隔20分钟就要离座注射，使不知内情的汪精卫认为张学良对自己不够尊重，嫌隙顿生。

　　这一时期的张学良活脱脱一个瘾君子形象。外籍顾问端纳初见他时，就觉得“这个人已病入膏肓”。黄绍竑在北平会见张学良时，见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大家都为这位少帅担忧。 ”

　　宋子文一语唤醒梦中人

　　看到张学良备受毒瘾的折磨，其挚友宋子文遂产生了劝其戒毒的想法。其实，此前有很多人都劝过张学良，但六七年的毒瘾，岂是一朝一夕可以戒除的？张学良与宋子文交往时间虽不算长，但宋子文却很了解他，知道他把国家的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于是，乘张学良出国的机会，宋子文把戒毒与国格、人格联系到了一起，劝解张学良说：“汉卿，出国之前，我劝你一定要戒除毒瘾，这不仅是为了你本人的健康，而且也关系到国家的体面观瞻！你不要忘了，日本人叫我们是东亚病夫啊！”

　　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宋子文的话深深触动了张学良。自己虽然被迫下野出洋，但作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在外国人眼里，仍是整个国家的代表，如果真的给人一副“东亚病夫”的病容，势必影响到国家形象。西方人甚至会说，怪不得“不抵抗将军”不抵抗呢，原来是无力抵抗啊！想到这里，张学良幡然醒悟，如果不戒毒，就什么事也干不了，雪家恨、报国仇就只是一句空话，于是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毒瘾戒除。

　　可以说，宋子文在劝说张学良戒毒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如果不是张学良自己下定决心，恐怕谁说都没用。对此，张学良回忆说：“我那次决心戒除嗜好，固然是宋先生对我的劝告。外间甚至有人说，是宋子文逼着我戒的，其实如果不是我自己下决心，纵使十个宋子文也没法逼着我戒。 ”

　　谁给我毒品我马上打死他

　　为了让张学良彻底戒除毒瘾，宋子文专门给他请来上海疗养院主治医生米勒博士。米勒与张学良早就相识，张学良回忆说：“早先，米勒到奉天为他的医院募捐，我捐了十万块钱给他。以后他又在汉口搞了一个疗养院，我又捐了十万块钱。这样，我跟米勒也算是相当好的朋友了。 ”

　　看到曾经屡次帮助过自己的张学良饱受毒品侵害，米勒下决心一定要帮助他戒除毒瘾。为保证戒毒顺利进行，他与张学良约法三章：张学良及其家属在戒毒期间一切听从米勒的安排；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三人同时戒毒张学良的随从在他戒毒期间改听米勒的指挥。

　　对这三条，张学良慨然应允，并亲手写下“陋习好改志为鉴，顽症难治心作医”的条幅，以表示决心。最后，还当着众人面，把顶上子弹的手枪放在枕头底下，说：“从我戒治之日起，无论任何人，看见我怎样的难过，也不许理我，如果有人拿毒品给我，我马上拿这支手枪打死他！ ”

　　戒除毒瘾是多么艰难，不吸毒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张学良回顾说，“一个人能把烟(指毒瘾)戒掉了，那人就了不得。我跟你说，戒烟时难受得像什么似的。那肉就好像没皮肤一样，就好像烫了以后没有皮肤一样。尿尿，大便，都不敢坐，烫的不能坐，那可真痛啊!”为了防止张学良忍受不了痛苦而抓伤身体，米勒医生把他的手、脚都捆在椅子上。他犯毒瘾时，吼叫、翻滚、晕过去，在痛苦中挣扎，谁也不敢解救他。“米勒是德国籍的美国医生，胆子真大，我的部下看到我痛苦的样子，要揍他。他们对米勒说：‘你要是把他治死，你的命也没有了，你明白吗！ ’”

　　经过了近半个月死去活来、脱胎换骨的折磨，张学良终于戒除了有六七年之久的毒瘾，迎来了他人生的新起点。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他特意送了5万块大洋给米勒博士。

　　又中了墨索里尼的毒

　　恢复了往日风采的张学良开始了他的欧洲之旅。 4月11日，在夫人于凤至、赵四小姐、儿子闾珣、闾玗、女儿闾瑛，顾问端纳、副官谭海等人的陪同下，张学良前往意大利。此时的张学良急于寻找一条东山再起的自强振兴之路，在这种心态的促使下，使他将赴欧考察的第一站选在了意大利。

　　经过24天的海上漂泊，张学良一行于1933年5月4日抵达了意大利，并受到意大利官方的热烈欢迎。

　　3天后，在艾达的安排下，张学良见到了墨索里尼。两人在一起交谈意大利的历史，法西斯是怎么创立的？为什么法西斯使意大利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墨索里尼的侃侃而谈使张学良对法西斯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为了帮助张学良加深理解，墨索里尼指派意大利的法西斯理论专家全程陪伴张学良。

　　张学良对墨索里尼专制独裁的铁腕政策相当欣赏，对墨索里尼所言“工作是大家干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尤其赞赏。齐亚诺也不失时机地启发张学良，说：“你们国家之所以不能很快富强，就在于领袖太多，主张不统一，力量不集中。 ”此时的张学良头脑中除了民族主义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理论，可以说是一张白纸。而墨索里尼又颇富煽动力，这使得急于寻找富国强兵之路的张学良很快就对其产生了倾慕之感，成为法西斯主义的追随者，认定中国要抗日雪耻，就必须真正地拥护领袖，服从领袖，就像意大利举国上下服从墨索里尼一样。

　　欲访苏联被拒绝

　　1933年5月8日，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苏炳文、李杜三人由苏联经意大利回国，张学良电邀他们到罗马会晤。相聚时，张学良赞扬马占山等人奋勇抗日精神，勉励他们回国后要不忘国耻，继续抗日。而马占山等人则一致认为，在东北发展抗日武装，必须取得苏联的援助。为此，张学良很想访问苏联。 1990年，张学良还提到：“我也想到俄国去看看。看看共产党在俄国干了些什么，当然，我对共产党是一无所知，但我想看看那个国家的政治怎么样了。 ”

　　于是，他请他的好友、驻法大使顾维钧与苏联驻法大使联系。几天后，满心期待的张学良等来的却是苏联拒绝他访苏的消息。其主要理由是：目前日本关东军已经强占了东北三省，中日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势。苏联担心由于允许张学良的来访而刺激日本，从而引来苏日之间的外交摩擦。其实还有两个深层原因，苏联无法明说，但张学良个人应该能想到。那就是，当年张学良挑起反苏的中东路事件，已让苏联人认定张学良是一个反苏人物。此外，斯大林对张学良丢失东北很是不满，认定其为“不抵抗将军”，这种种原因放在一起，怎么可能会欢迎他呢？

　　1933年7月11日，宋子文出席国联于巴黎举行的会议后回国途经意大利，张学良向宋子文提出想早日回国，共赴国难。宋子文回答：“蒋先生希望你多在外国考察一段时间，现在还没有适当的职位可以给你，你应当安下心来，以待机会。尤其是你必须得到蒋先生的召唤后，才可成行。 ”宋子文的话让张学良心灰意冷，报国无门，归国无期，让他无限伤感。

　　带着法西斯治国方略回国

　　在意大利呆了一段时间后，张学良又先后赴法国、德国、英国、瑞典等国考察游历，在这些国家中，张学良感受最深的还是意大利和德国。他认为一盘散沙的中国，只能依靠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样的独裁者，用法西斯主义的方法来统帅全国，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

　　1933年11月，李济深与蔡廷锴等率领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人民革命政府”，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并与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

　　政权受到威胁的蒋介石想调东北军去福建打第十九路军，可是东北军拒不从命。

　　蒋介石几次大难临头，都是张学良帮他解的围。这一次也不例外，危难之时，蒋介石又想起了被他赶出国门的张学良。

　　此时正在意大利的张学良得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刻于12月8日，去向墨索里尼辞行，墨索里尼为了表达对这位东方客人信奉法西斯的嘉奖，在首相府亲自授予张学良“意皇大十字勋章”。

　　一周后，带着法西斯的治国方略，张学良结束了8个月零17天的考察生活，从威尼斯启程回国。当船行驶到埃及塞德诺港口时，张学良给万福麟发了一封电报：“到达上海之际，不要举行大规模的欢迎会……东北各将领……除我根据需要召请外，其他均不要来沪。 ”

　　但听闻张学良要回国的消息，东北军将领异常兴奋，岂有不热烈欢迎之理？ 12月23日，上海成立了欢迎张学良委员会。 25日，东北军将领万福麟、王以哲、王树常等人聚议于万家，并向中央政府请愿：东北军必须由张学良统帅。莫德惠、鲍文樾、荣臻、米春霖、邹作华、刘翼飞和先期回国的端纳更是远赴香港迎接。据不完全统计，一周来自发南下香港、上海迎张学良归国的已达5000余人，这与8个月前张学良出国时清冷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1934年1月6日，张学良在香港停留，正在广州从事反蒋活动的胡汉民专程赶来香港，会见张学良，希望张能加入他们的反蒋阵营。并批评蒋介石“为人私欲太重，缺乏忠诚，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但是张学良却认为：“环顾当前领袖人物，在政治上、军事上真正能领导全局者，除蒋先生外又有何人？ ”

　　1月8日下午，张学良一行抵达上海。短短8个月间，在同样的上海港，张学良遭遇了冰火两重天的待遇。下野出洋时，南京的大员们躲着他，旧友部属不敢接近他，可谓是灰溜溜地走掉。此番蒋介石电召他回国，人们似乎又看到了张学良重掌大权的开始，上海码头上欢迎他归国的政要们排成了队，中外记者也是云集码头抢着采访拍照，场面热闹非凡。

　　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上海市长吴铁城，以及杜月笙、魏益三、朱光沐等甚至乘专轮到江心迎接，规模堪比当年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后赴南京所受到的礼遇，人们似乎都看到了张学良所要迎来的政治上的第二春。（辽沈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