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年，一位不甘寂寞的草野人士上书唐太宗，请他清除佞臣。太宗犯疑地问：“我身边都是贤臣，你所说的佞臣具体指谁啊？”回答说：“我身处草野，不能确知谁是佞臣。请陛下假装发怒试验群臣。若有人不畏您的雷霆之怒，直言相谏，就是正人君子。如果依顺您的情绪，迎合您的旨意，就是佞臣。”

　　应当承认这是个有用的主意，但实际上这是“以诈寻诈”，法理上可以纳入“以不法手段，解决不法问题”。唐太宗看出了端倪，借机教育大臣说：“流水的清与浊，关键在于源头。帝王好比政治的源头，老百姓好比流水。如果帝王自己先用诈术骗人，再想让臣下直道而行，这好比污染源头而指望流水清澈，怎么可能？”

　　唐太宗很客气地对上书的人说：“我想以信义立于天下，不想用诈术引导民俗。您的话虽然出于好意，但我不能干。”

　　宋朝的朱熹有首诗，叫做《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朱熹当时看了什么书，有如此感受？史无记载，我疑心就是这一段。

　　秦朝的宦官赵高，曾创造性地运用过这种诈术。他的创意如此经典，简直带有美感。秦二世执政之初，经常和大臣们一起开会讨论国家大事。赵高忽悠他说：“陛下您年富力强，何必与公卿大臣们在朝廷上决议事情呢？万一你出了差错，不是把短处暴露给群臣了吗？”秦二世觉得此话有理，凡事就与赵高在宫中商量决定。

　　一年多后赵高想造反，但心中没底，担心大臣们立场不坚定，他要测试一下。他牵了一头鹿献给二世，说“这是一匹马”。二世说：“丞相错了吧？将鹿称作马了。”二世问左右大臣，大臣们或沉默，或说是马。也有不识相的人说，这是一头鹿。这些懂事实而不懂政治的人，最后都被赵高绳之以法。赵高的权威高涨，大臣们再也不敢说真话了。

　　赵高终于造反了。秦二世死到临头才明白过来。他责怪身边的人说：“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啊？事情竟然搞到这种地步？”身边的人说：“我正是不敢说话，才保全了性命。如果我说真话，早就被诛杀了，哪里还有今天？”赵高后来也没得到好死，他被秦二世的侄子子婴诛灭三族。

　　唐太宗有个爱好，得空就与大臣们讨论国家和政权的治理。有一次，太宗出了个题目：为什么周朝得天下以后，可以持续八百年，而秦朝得天下后，二世而亡？大臣萧瑀回答说：那是因为商纣王行为不道，周武王灭了他们。而周朝和六国，没有罪过，秦却灭了他们。得天下的手法虽然相同，但人心的向背却不同。太宗说：你说的不对。周得到天下后，注重修行仁义，而秦得天下后，更讲究诈伪和暴力，这才是国运长短根本原因。大概取得天下时，可以违背仁义用诈力，守天下却不能不行仁义。

　　唐太宗这是有感而发。他自己就是通过玄武门兵变，以不义之举，强夺皇位的。他的结论是，以诈可以得天下，但不能以诈立天下。

　　始皇以诈得天下后，就想着如何让王朝长治久安。治国的首务是教育人民。他一手在咸阳焚书坑儒，杜绝诸子百家的胡言乱语；另一手是正面教育和引导。那时没有报纸、杂志和互联网，最佳的舆论手段是“树碑立传”。始皇于是到处巡游和树碑。始皇的教育显然没达到预期目的。陈胜、吴广义旗一举，天下云集响应，秦亡。秦以诈立，亦以诈亡。汉代的贾谊评论说：兼并天下的人崇尚诈术，安定天下的人重视顺应民心。取天下与守天下，战略战术应当各有不同。唐太宗的思想其实来自贾谊。

　　与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汉朝改弦更张，以孝治天下，与民休息。刘邦的儿子刘恒，史称汉文帝，《古文观止》里有一篇他的文告———《议佐百姓诏》。他诏告天下说：

　　近几年收成不好，又频发灾害，我非常犯愁。我愚蠢且不聪明，不明白我错在何方？是我的政治有误，执行太过分？是天时不顺、地里出产的财富收不回？人事处理不当？鬼神被怠慢，没有供奉祭品？为什么会达到这种地步呢？是不是百官的奉养过于奢侈，无用的事情办得太多？怎么老百姓吃的粮食这么少、这么缺乏呢……我要和丞相、列侯、郡守、博士们讨论这个问题。大家要尽量想得远一些。凡是可以帮助老百姓得到好处的建议，都不要有什么隐瞒。

　　汉文帝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废止了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直言。文帝十三年，他下诏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汉文帝的恩泽，深为后人感念。西汉末年，赤眉军起义，攻占长安，西汉皇陵均遭破坏，唯有汉文帝在其霸陵下，得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