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4日,《文艺报》资深编辑、著名文艺评论家熊元义到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讲学,和学生探讨流行文化相关话题。熊元义提到“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观点,近来在年轻人中流行；这表明人们由上世纪40年代对群众疾苦的同情,演变成而今对权钱的膜拜。现场,“90后”女生小谢站起来说:“如果黄世仁生活在现代,家庭环境优越,可能是个外表潇洒、很风雅的人。加上有钱,为什么不能嫁给他呢?即便是年纪大一点也不要紧。”此论一出,举国哗然!

　　白毛女嫁给黄世仁会幸福吗?

　　年轻人中之所以流行“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观点,除了对金钱的崇拜外,与其对历史的无知也有很大关系。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确嫁给了黄世仁,虽然是被迫的。但嫁给黄世仁后的喜儿并没有换来女大学生心目中的好生活,而是被黄世仁玩弄后抛弃,成为黄家的女佣,饱受凌辱与虐待。喜儿逃走后为免被人发现抓回黄家,只得躲入深山,因过于紧张和悲伤,加上艰苦的环境的折磨,一头青丝变成白发,成了人们口中的白毛女。如果了解这一历史,女大学生们还会说出“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话吗?其实,即便是在现在,傍大款的年轻女子也未必真有几个是幸福的,后悔的也大有人在。青春换得来金钱,却换不来幸福。人的命运还是要靠自己主宰,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是很愚蠢的行为。现在虽然没有黄世仁,但却不乏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人财两空的情况并不少见。(杨国栋)

　　价值观兜售的反讽

　　“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出现是当下价值观教育被“兜售”和“推销”的恶果显现。长期以来我国价值观教育中对受教育者主体性都处于忽视状态,普遍认为社会和成年人就是正确价值观的拥有者。我们的家长和教育者认为向青少年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念”是天经地义的,却很少去关心他们的感受,这种极端的教育方式有时达到的恰恰是相反的效果。“白毛女为何不嫁有钱人黄世仁?”不正是鲜活的明证和嘲讽吗?(朱四倍)

　　一种爱情的社会学

　　一种爱情,两种境界,“嫁人当嫁黄世仁”较之前物质时代的相濡以沫,纯粹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谁又能说它不是一种“选择的必然”:教育产业化下的社会人才需求失衡,让许多无权无势的女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生存,虚高房价一路飙升,让不少年轻人的住房始终是“空中楼阁”；而婚姻生活后的小孩教育、父母养老、医疗等必需巨额支出,更是成为横亘于不少新婚夫妻面前的高山与鸿沟——而这些,又显然不是“黄世仁”以外的“穷小子”所能完全分担与付出的。

　　这种“社会性的被迫”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爱情领域的时候,本应停留于众多甜蜜与深情相拥场景中的女性择偶观,也就部分被俘虏与蜕变。社会伦理观念,特别是爱情观、婚姻观,也在部分性地背离。在“社会性的被迫”下,部分年轻人或把买房费用、结婚成本转嫁给父母,在“啃老“中得以成就“美满”的婚姻。而更多条件缺失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在选择晚婚与不结婚之外,也只能放弃重人品、重职业的传统择偶观,借助下嫁给“黄世仁”的方式,来逃避对这种“社会性被迫”的单独面对。(王聃)

　　白毛女为何不嫁黄世仁?请回家问奶奶去!

　　白毛女为什么不会嫁个黄世仁?如果这话说给大学生们的奶奶听,奶奶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雅兴了,不气得闭过气去,就会送上两个嘴巴子。黄世仁阴险狡诈,手段毒辣。不仅放高利贷逼得杨白劳有家不敢回,还在杨白劳回家后对杨大打出手,没有钱就抢女儿抵债。这样的行为足见其道德丧尽,人性皆无。可以说他和喜儿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绝不是年龄大点那么简单。同时由于阶层的不同,黄世仁对喜儿只有一种赤裸裸的霸占,不会有丝毫爱心甚至是怜悯之心。就当时的那种情景说,喜儿嫁给(准确地说应该是黄世仁霸占或收为小妾)黄世仁也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说“过门了”就能“拿他的钱捐给慈善事业,帮助有需要的人”,那就是太傻太天真了。过去“灰姑娘”嫁个大财主的多的是,但原来是“灰姑娘”以后还照样是“灰姑娘”,不会有丝毫的权利,一旦被大财主们玩够,仍旧会被一脚踢开,处境比原来更糟。(朱少华)

　　“机会投机”折射功利社会生态

　　“黄世仁”和“白毛女”不仅代表着富有和贫困两个不同的阶级,还富有正义与邪恶对立的意味。也就是说,“白毛女”的权利被压榨和“黄世仁”的为富不仁以及权利侵犯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反差——某种意义上说,前者不能放弃公平正义的诉求,注定与后者永不妥协,抗争到底。而事实上,如今我们一直在为之努力的,正是消灭一切“黄世仁”,救赎所有“白毛女”。就算是有个别“白毛女”被“招安”,也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信仰。

　　是故, 不管社会怎么变迁,黑白始终分明,正义始终不能向邪恶低头——就算是在今天和未来,“白毛女”还是“白毛女”,“黄世仁”还是“黄世仁”,不会有什么改变,因为这是最为基本的人类信仰价值。可吊诡的是,在时下一些人的眼里,“黄世仁”却被误读成了风度翩翩生活优越的富人,所以“嫁了也无妨”。将“黄世仁 ”简单地理解为富有和良好的生活状态——这就不是什么价值观的嬗变了,而是基本信仰的流失。在我看来,如此异化的价值观说到底是一种“机会投机”,折射出社会结构性问题催生的某种功利社会生态。(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