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供出”江青不叫做红烧肉

　　1952年春，我跟江青在万寿路新六所打扑克。我又出错一张牌，刚想反悔，江青已经将满把牌掷于我面前：“不打了！你为什么说我躲风？啊！”我心里咯噔一下，脸刷地变白。像听到口令似地，猛然起身立正。糟了！我心里叫苦，怎么被她知道了？

　　那时，全国正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江青又躲出去一段时间，不参加组织活动。机要秘书徐业夫问我：“为什么运动一来，江青就走？”我随口说了一句：“躲风呗。”现在，话传到江青耳朵里去了，她趁打牌机会把火发泄出来。

　　“对，对不起，江青同志，”我吃力地解释“我，我不是有意的。是徐秘书问我，我随口说的……”

　　“哼，小鬼崽子！”江青气得脸红脖子粗，一个劲喘粗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又急又慌，说不出话，只好跟在她屁股后面团团转。“你这个没良心的！”江青眼里的泪花一个劲转，“我政治上保护你，你反而诬蔑我……”“我真不是有意的，我哪里想诬蔑首长……”

　　“不要你嘴硬！我听到的是这一句，我没听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话呢，你说，你都说了我些什么？”“没有，绝没有……再没说什么。”“没说什么？我问你，你为啥挑拨我跟李敏的关系？”“这是绝没有的事情！”“你再说一遍？你敢再说一遍？我叫你派车去接她回家。你为什么不去接？“接了，我去学校接了。是李敏不肯回来的。”

　　“你还挑拨我跟主席的关系！”江青尖叫起来，顿着脚，泪水流下来。我泄气地垂下头，手足无措，唉，为了那次吃红烧肉，毛泽东一再追问我，我“供”出江青不叫做，毛泽东发火，再不和江青一道吃饭。也难怪江青发这么大的火。

　　我看看腕上的表，已经是下午4点，毛泽东该起床了。我冷静一下情绪，尽量沉稳些语气说：“江青同志，主席该起床了，我得去照看。回头我再跟你作检查吧。”

　　我理理衣冠，忧思重重走进毛泽东卧室。毛泽东擦过脸后，照例靠着床栏抽烟看报。我犹豫一下，小声说：“主席，我跟江青同志吵起来了。”毛泽东自顾看报，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你为什么跟她吵？”“不是我跟她吵，是她跟我吵。”我斟酌着词句，说：“我说她躲风，她说我是政治诬蔑。是徐秘书问我，我随口讲了这个话。”我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然后解释：“主席，我真没有诬蔑她的意思啊！她还说我挑拨她和主席的关系。主席，我挑拨你了吗？”

　　毛泽东想了想，说：“好吧，你下去。我和江青谈谈。”

　　工夫不大，值班室的电铃又响了。我蹦起来就朝毛泽东卧室赶。江青已经不在房间里了。

　　“看来问题不好解决哟。”毛泽东仍然斜靠在床上吸烟。望着我慢条斯理地说：“光靠我帮忙还不行，看来你得写检查，不写检查问题解决不了。”

　　“怎么写？”我犯愁地问。“你怎么说的，就怎么写嘛。”“她说我政治上污蔑她，我没这个意思。”“那就写没这个意思。”“她说我挑拨她和李敏的关系，我没有。”“那就写没有。”“她说……就这么写检查？”我忽然觉得不妥。

　　毛泽东笑了，指点我说：“叫你学习你不爱学习，连个检查也写不来，以后我看你还学不学习？”我难为情地跟着毛泽东笑。“这么写，我教你。”毛泽东伸左手作纸，伸右手食指作笔，比画着说：“写要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写主席、江青同志，写到抬头上，点两个点，就是冒号。然后另起一行。躲风的话说了，承认，要检查说的不对，要道歉对不起。再写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多做文章。话是说了，但是没有搞政治诬蔑的意思。至于挑拨，根本不存在。去接李敏了，李敏不回来。交待的事办了，只是没办成。以后交待的事一定努力争取办成。检查写完先交我看。”“谢谢主席。”我赶紧回自己屋写检查，怕时间久了忘记毛泽东教的话。

　　◎本文摘自《走下神坛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