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伦:邓小平是共产主义者吗？

　　施密特:他极有可能是坚信共产主义理想的，因为他想以此实现社会公正。但是，他肯定不是个阶级斗争的斗士。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他或许是个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其实“理想主义”这个词并不适用于邓小平。因为他首先是个天才的实践家，一个能力超强的人，能够可靠而敏锐地感觉到什么事是做得到的，并且具有绝对的意志力把它办到。对我而言，他是个实干家，所以我很少读他的选集、文章和讲演。他不是一个专事理论的人。

　　可能做到的事，立即干起来。那些办不到的挑战，让别人去对付吧——这就是他的路线。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这种品格大概会显得更为突出。毛是干那些办不到的事情的专家。这就要求从根本上来个新开端，而邓小平讲的“实事求是”正是这种新开端的标志。让所有中国人尽可能地富起来，邓小平充其量在这件事上算得上是个理想主义者。如果人们想总结的话，也可以这么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位务实的社会主义者。

　　西伦:那么，您1984年见到的是不是一个完全改变了的邓小平？

　　施密特:我不这样认为。他正是我原先揣测的那个样子。不过，这次邓小平让人看到了他的真实面目。因此，1984年的谈话一开始，当他对我说了下面这些话的时候，我不感到意外:“我被打倒过三次，最近一次就是在您访问后不久。”带着一丝笑意，他补充说:“我相信这是最后一次了。”这时，随处都能感受到这些年来他赢得的权威。在我到人民大会堂会见他之前一个月，邓小平年满80岁。

　　然而与1975年我访华时相比，他1984年给我的印象反而精神得多。身体上，他给人以极佳的印象；精神上，他注意力集中，掌握着世界形势的最新情况。他立即表明立场:“许多国家的外交努力，应当更多地以摆脱对超级大国的依赖为目标。虽然西欧参加北约无可指责，但是像戴高乐那样的独立战略却值得欢迎。欧洲国家同美国应当有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关系。”我确认地说，自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以来，邓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没有改变，并且补充说，由于经济问题，欧洲联合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西伦:您和他谈了经济特区吗？这在当时可是共产主义的全新事物，东西方都投以极其怀疑的目光。

　　施密特:谈了。建立经济特区是个聪明的主意。邓小平选择改革比较容易结出硕果的地方作为重点。他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从一定程度上说，世界经济就在海岸的咫尺之间。另外，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当中，经商的传统还没有完全湮没。那里还有一些孙辈知道祖父或者叔父干过些什么。如果现在需要小心翼翼地向世界迈出头几步，他们还有个在台湾、香港或新加坡的平辈亲戚可以指望。一步一步地走，这是邓小平的特点。他不是七步并作一步，而毛泽东则是一个七步并作一步走的人。

　　西伦:邓小平的经济专业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在经济方面，他是不是一个充分合格的谈话伙伴？

　　施密特:他是。他在法国生活过六年，而且在雷诺的一个汽车厂干过活。那时候，他基本上懂得了市场经济是如何运作的。当然，他感受到了法国的发展水平比中国高得多。这肯定深深地影响了他，使他与毛泽东有了明显的差别。毛是在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才前呼后拥地出国的，而且只去过莫斯科。不过从谈话中已经可以看得出来，邓操心的只是大框架，而不是实施细节，不是现代经济的精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