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邓小平是个天才实践家

　　《理解中国:对话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是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与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弗朗克·西伦的对话录(梅兆荣、曹其宁、刘昌业译，海南出版社出版)。施密特是唯一一位与毛泽东见过面的德国总理。1990年5月，他作为西方国家制裁中国后的第一个欧洲政治家访问了中国，并同邓小平进行了私下谈话。本书中，施密特讲述他多次访问中国的经历，生动地描绘了中国是怎样改变世界的。

　　1975年第一次访华。邓小平说出了一句对德国政界最重要的话:“我们支持德国重新统一。”

　　西伦:您1975年访华时，毛泽东已是过去的代表，而邓小平则代表着未来。这位新人在您面前表现如何？

　　施密特:很明显，毛泽东鉴于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可能继续长期掌权。周恩来同样已经病得很重。至于邓小平将来会起什么作用，当时还不大明朗。不管怎样，他当时以副总理身份到机场迎接我。我们检阅了仪仗队。

　　我们一边谈话，我一边频频向窗外望去。当时看不到汽车，只有自行车。出乎意料，北京给我一种“非中国”的印象，特别当行程临近结束，行驶在长安街的时候。幢幢办公大楼更像是斯大林主义式的，这里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让人感到荒凉。

　　西伦:您一定想从外貌上对邓小平打量一番吧？

　　施密特:是的。邓小平个头很小，身穿蓝色毛式制服，有一张普普通通的面孔，几乎算得上一个瘦弱的人，头一眼看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首次谈话十分礼貌，非常有外交风度和克制，所以对他的第一印象很难立即改变。不过我还是马上注意到，他身上有一种顽强的东西。或许这也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曾经两次被打倒过。他开始引起我的兴趣。

　　在同毛会谈之前，我们已经详尽地交换过意见。邓小平让我先谈，问得很多，却谨慎地避免自己表态。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想等着看毛泽东对我是个什么态度。

　　西伦:他让您感兴趣之处是？

　　施密特:或许是他不达目的不止的意志力和他的说服力。不过，见过毛之后与邓小平进行的第一次长谈，对我来说更多是令人失望的。我和毛泽东谈的时候，邓小平是在场的，他只是听，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情流露出他对毛的看法是怎么想的。

　　后来我们两人单独会谈时，邓重复了毛此前讲过的全部内容。他这样做的时候，绝对是谨慎小心，几乎是生硬灌输。尽管如此，他仍然讲得坚定而有力，不像是仅仅在鹦鹉学舌。谈话的时候，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您可以想象，这让我觉得很亲切。

　　西伦:翻一翻您的日程记录，发现您和邓小平个别交换意见长达8到10个小时。有两次长谈，吃了两次饭。而根据您的描述，收获小于预期。您感到失望吗？

　　施密特:不能这么说。这一次我可算直接弄明白了，等级制在中国是如何起作用的。在同邓小平谈话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年迈的毛泽东仍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权力。按当时中国的做法，邓向我们说些什么，都要立刻汇报到毛那里去。不过，在西方民主国家，部长们同外宾的谈话也要向外长甚至政府首脑本人报告，也同样是不言而喻的事。我们西方人对外宾表态也会因此而小心翼翼。和邓小平的那两次会谈，中国外长甚至就在座。当时邓很可能已经知道，自己已经上了要被打倒的名单。短短几个月后，他果然再一次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西伦:邓在第二次会谈时谈得是不是清楚一些，详尽一些了呢？

　　施密特:确实如此。但是他毫不动摇地坚持毛的路线。他说得更加尖锐，分析更加深入，说出了这样的话:“中国不相信会有什么缓和和持久的和平。”

　　西伦:邓小平在宴会上是不是放松下来了？

　　施密特:算是轻松了一些吧。第五道菜是糖醋松鼠鳜鱼，我尝试夹菜的时候，邓一再关注我手拿筷子的姿势，乐此不疲。幸而我们在飞机上稍稍练习过。致过祝酒词之后，邓心情很好，手拿酒杯离座与每个人碰杯，嘴里还喊着“干杯”，意思是一口干掉杯中之物。万幸当时我们还不明白“干杯”的意思，因为作为欧洲人，我们还需要习惯那粟米白酒的气味。

　　但是，谈话的时候邓却无法像您讲的那样“放松”。这不关情绪的事，而是个理性的问题。请问，邓能给我讲些什么呢？在那个时候，他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信息可以传递。他要就实质性的改革做点暗示，在那时是不可想象的。当时，他甚至不能对如何解决某些经济问题表现出兴趣。否则就等于泄露他暗中策划的天机。今天我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他当时已经有个计划，只是在等待有利的实施时机。我当时就已经听说过他早就提出过的口号“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任何一个记者都晓得这句话，当时却几乎没人知道。不过，暂时我们还是要像在毛那里一样，谈论苏联的威胁潜力。而中方发出的信息是清晰的:西方低估了苏联领导人的危险性。邓小平说:“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政策比赫鲁晓夫的更加危险。”

　　邓和毛一样不相信威慑平衡的作用。会谈结束的时候，邓说出了一句对德国政界最重要的话:“我们支持德国重新统一。”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于是向他表示衷心感谢。

　　西伦:中国与前苏联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施密特:中国的贫困要比当时的苏联严重得多。这种贫困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只拥有最最必需的东西。中国的内部政局我们都不清楚。引起我们注意的，首先是贫困，那种群众性的贫穷。然后是众口一词的对问题的表达。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让人几乎无法忍受的精神上的单调。我们当中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不是真正相信自己对我们讲的那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