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在北京上演的《窝头会馆》，为舞台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伤时骂世、贫嘴却诚实的小人物——绰号“苑大头”的窝头会馆馆主苑国钟。这是写过《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知名作家刘恒所刻意描画的另一个贫嘴的人物形象。同是在京城讨生活的下层劳动者，假若张大民的生活可称作“幸福”的话，苑大头的人生遭际无疑是不折不扣的苦难。贫嘴或调侃，虽然改变不了苦难，也难说是一种有效的反抗，却是一种弱者的无奈与不满，一种生存的韧性与破解愁闷、承受苦难的生命能量。

　　《窝头会馆》没有归结因果的细密间架，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展现的是北京和平解放前夕，城南一座破旧小院内几户穷苦住户琐屑、凡庸、零零散散的生活片断，揭示的是下层民众极端匮乏的物质条件与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预示了一个黑暗时代的必然结局。这是一个保险系数极高的题材 ——旧社会的黑暗与民不聊生的苦难。历史给定的命运与预设的批判性，使这部明星汇集的大制作在启悟性与精神深度上难有作为，末尾双重的“光明尾巴”——国民党守军投降与新生儿的哭声——更是庸常的俗套。

　　作品的精彩之处，在于现实主义手法滑出传统审美的感知方式，以及对下层民众畸零人生与教化之外的伦理德行的认同。

　　苑大头，当年一个看门儿的勤杂工，何以能突然拿出几百银元从手头拮据的前清举人古月宗手中买下窝头会馆这座小四合院，这是二十多年来悬在古月宗心头解不开的扣子，也是许多人始终猜不透的谜团。其实，苑大头从一个穷小子变成窝头会馆的馆主，只不过是偶然的机缘，而非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使然。当年的住户韩先生被捕前托付给他秘密转移的资产，在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后成了无主之财。“我脏了心烂了肠子……我把人家的钱给花啦！”忠厚老实的苑大头为此歉疚了一生，并以为儿子久治不愈的痨病是他自己得了报应。而苑大头之死，也非阶级迫害或蓄意谋杀，而仅仅是一次意外——众人在抢夺保长儿子肖鹏达手中的手枪时意外走火。因此，苑大头的苦难，他为了替儿子治病不得不向邻里催讨房租的不得已的窘态，不为儿子谅解无处申诉的冤屈，都未必是历史和生活本质的必然体现。苑大头的死，也很难说是一种无法解脱的宿命。不是说，苑大头的困境和死亡，是一种不真实的苦难记忆，而是说它的历史实在性显得有些偶然，有些含糊。倒是他的贫嘴，使他带有几分俏皮、几分谐谑，使怨气变成嘲笑或自嘲，变成破解愁闷或不合时宜的滑稽，从而掩盖了“本质论”变焦所产生的模糊感。对剧作者来说，对他心爱的人物酣畅淋漓的个性刻画，胜过对传统现实主义历史本质的复写；而对观众而言，演员何冰形神兼备的出色表演所带来的艺术欣赏的快感，胜过对宏大叙事的背书。

　　剧中另一个重要角色是宋丹丹扮演的顽强、善良、刀子嘴豆腐心的田翠兰。住在西厢房的田翠兰和她那木讷、厚道的丈夫王立本，苦苦地经营着一个卖炒肝和窝头的浮摊。她与住在东厢房的正骨医生周立浦的妻子金穆蓉——一位落难背时的末代满清格格，时不时针尖对麦芒地对掐。当过“暗门子”(暗娼)、历经各种生活磨难的田翠兰，嘴皮子不饶人，却不妨碍她勇于卖身救女和舍命给嗷嗷待哺的染有童子痨的苑江渺喂奶。较之《茶馆》中的茶客，《窝头会馆》中的穷苦住户，有更多的磕碰、抵牾，也有更多的依存与照应。反复渲染的田翠兰对苑大头和他的儿子苑江渺的关切与照顾，在舞台演出中被轻轻带过的她对苑大头的爱恋与通奸，以及王立本心明如镜的宽容，不仅真实、真切地呈现了大杂院下层民众鄙俗的生活态度与情感价值，也描摹了他们畸零的人生与无论在任何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从未泯灭的善良本性，发掘了那教化之外的伦理行为的人性内涵与生命热力。

　　毕竟作者是初次染指舞台剧，台词俏皮生动，人物个性鲜明，大段大段的“独白”却像是在写小说。小说往往容许单管独奏，或花开数朵各表一枝,戏剧除独角戏外，必定是十指弹琴，彼此呼应。幸亏何冰是一位压得住台的优秀演员，那热力四射的情感深度与舞台张力，将大段大段的台词化成旁若无人的心灵倾诉，挽救了众人台词空白的尴尬。也幸亏导演林兆华故意犯禁的巧妙处理，以群体角色静默不动或极少动作，反衬苑大头的情感井喷；以表现性的非现实场面，处理这一反常的剧作和生活情态，出乎意表地使第三幕后段反而成为全剧最具特色的舞台处理，从而使写实与非写实的界限变得模糊，或者说开拓了写实主义戏剧更为宽阔的表现空间。 (林克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