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将拉开序幕,中国将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亮相。据统计,作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书展,每年10月,为期五天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实现世界出版业75%的版权贸易。
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已有600年的历史,而具有现代意义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于1949年举办了第1届,今年是第61届。从1988年开始,该书展开始设立主宾国项目,每年邀请一个国家或地区作为主宾,集中展示该国出版业成果与文化特色。中国是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第22任主宾国。
本届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组委会主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称,中国主宾国活动以“经典与创新”为主题,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国最重要的对外文化展示,也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出版业在国外举办的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出版文化交流活动。此行“为交流而去,为合作而去”,“重要目标是要实现版权贸易特别是版权输出的突破。”
据介绍,本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主宾国主题馆面积达2500平方米,2000余件展品,覆盖从甲骨文、铭文、竹简、帛书到互联网时代的各历史阶段的重要出版载体。“古老的”,如现存最早有明确时间记载的雕版印刷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新生代”,如汉王电纸书,将在中国主题馆“携手”亮相。
除了主题馆,中国出版界还拥有1200平方米的主宾国展台。此次参展的中国单位有196家,参展图书7600余种。主要分九个展区,包括港澳台展区、民族图书展区、数字出版展区、综合展区、活动区以及孔子学院展区等。歌德学院向中国普通读者征集的百余种中国图书,以“主宾国图书翻译出版工程”命名的百余种德文版或英文版图书初步成果,都将得以展示。
据介绍,中国主宾国活动前后历时一年,共有612场。法兰克福书展期间,除了明天的主宾国开幕式和开幕音乐会,中国还有九场重点活动将集中举行,包括“出版高层论坛”、“中外经济学家论坛”、“华文出版论坛”、“中德文学论坛”等四场高端论坛、“中国之夜”、“中国文学之夜”、“欢乐中国风”等三场“主题之夜”活动。
据记者了解,铁凝、王蒙、莫言、苏童、阿来等百余位中国作家将集中亮相。此外,300余场出版专业交流活动、广场文化演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展演以及中国当代美术精品展、中国传统木版水印展、“世界遗产在中国”图片展等也将举行。
-文/本报记者 朱玲
独家寻访
1956年中国首次参展 本报专访九旬见证人——
中国如何走入法兰克福书展
中国,究竟是如何第一次走进法兰克福书展的?本报特专访了我国首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曹健飞。90岁的曹老,曾任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前中国国际书店)总经理,1956年以中国国际书店副经理的身份,和另两位同事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参展。
-背景:“向科学进军”,新中国科技书刊需求增大
1955年,中央提出号召“向科学进军”,新中国进口科技书刊需求增大。1956年,经领导部门批准,中国国际书店派出曹健飞、郭毓基、马灿雄三人小组,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并采购新书。当年参展,他们“住最便宜的旅馆”,“约人谈事,从来不约在自己住处,就约在展馆谈。”
相较今年数千平方米的展馆,当年约50平方米的中国展台着实小,这个小展位,还是德国出版界的友人帮忙租下的。曹健飞告诉记者:“中国国际书店进口西方书刊逐年增加:1951年进口额为13万英镑、1954年37万英镑、1955年52万英镑。我们成了书刊批发商卡维公司和斯泼林格出版社的‘大客户’。卡维不仅推销中国书刊,供应西德书刊,还帮我们进口美国书刊——1950年‘抗美援朝’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科技书刊也在封锁禁运之列。斯泼林格是当时西德最大的科技出版社,也是当时中国购进德国科技书刊最多的出版社。书展开幕前,斯泼林格还派专人专车,到当年我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所在的东柏林,接送我们去法兰克福。”
-意外:连夜赶制国旗去悬挂 成最受欢迎展台
在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前两天,前去布展的曹健飞和同事,发现展馆大门前飘扬的各国国旗中,少了新中国国旗,只悬挂了“中华民国”旗帜。当年的法兰克福书展组委会,给出了解释,他们“无意制造‘两个中国’,误挂国旗是因为不知道新中国国旗式样”。后来,展品中恰好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内附标准国旗图像。“他们拿去按《宪法》,按内附的中国国旗样子,赶制了一面。”在该书展1956年开幕的前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第一次飘扬在法兰克福书展的现场。
曹健飞等人连夜布展。“他们不改换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我们是会拒绝参展的。”53年过去,展品的具体数量,90岁的他已经记不清了,“好几百种吧”。但他记得,中国展馆“非常简陋”,“就几个租来的书架子”,“上面插着中国国旗”。在曹健飞的记忆里,“对观众开放的那几天,我们的展台是最受欢迎的展台,每天开馆到闭馆,人没断过。”
-遗憾:版权输出为“零”
当年的展品中,“多为中国出版的中文书,包括毛主席著作;此外,还有部分英文书以及中国特色艺术品;德文书很少很少”。图书“印刷质量也算不得好”,“我们带去了一些‘小册子’形式的出版物,那在西方人概念里是算不得图书的。”但是,中医药、针灸、武术、烹调等方面的图书以及一些中国画的画册,大有“读者缘”。
“一般来说,法兰克福书展现场的展品是不让现场出售的,但当年,德国百姓强烈要求购买,因此闭馆的当儿,我们开始出售展品,有中国特色的几乎全被买走了。荣宝斋的水印画册以及画册里徐悲鸿的《奔马》,就是从那时起在西方传播开的。”那是新中国出版业第一次在西方亮相。“那时对版权交易很不熟悉,也没有参加国际版权约定,因此没有进行版权贸易方面的工作,而主要是与各国出版商和书商商谈书刊进出口贸易。书展现场,我们发出大批订单。1956年我们进口额为180万英镑,比1955年进口额增加近三倍。这是中国出版物第一次大规模在法兰克福亮相,引起西方书商的兴趣,也接了不少订单。”
-感受:西方对中国了解很不够
在1956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展台上,西方读者问了许多“新鲜”的问题。“许多人问我,你们女人还是‘三寸金莲’吗?男人还梳辫子吗?……当时的汉语书,多是繁体字,竖排。就有读者问我,第一行从下到上读,第二行是从上到下读吗?”这些无不让人深刻感受到,当年的西方对新中国及中国文化的陌生。曹健飞告诉记者:“那时候,中国的境外图书采购任务,都是以‘中国国际书店’的名义。首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展商名录上,我们用的是‘国际书店’四个字的汉语拼音。很长一段时间,都有国外的出版界同仁不清楚‘国际书店’是个公司。我们收到的境外来信中,收件人会写着‘书店先生’。”
-供图/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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