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天，我住在上海其美路(今四平路)大公报宿舍。那天，家里来了一位非同寻常的客人——与我分别了十几年的亲姐杨之华！陪同前来的还有时为新华社记者的杨刚。

　　姐妹俩久别重逢，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地相拥而泣，久久说不出话来。半晌，姐姐擦干眼泪，感慨地对我说：“之英，光明的日子到来了，我们为之奋斗了这么多年，今天终于看到这一天了！”

　　我看着姐姐高高的个子，大而明亮的双眼，真不敢相信，我们真的还能相见。忆及上次我俩的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1935年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日子里。那时，在上海的姐姐经常转移住所，以躲避国民党的搜捕，一面四处奔波，想尽办法营救在福建被捕的丈夫瞿秋白。那情景我亲眼目睹，到这时已有整整14年了。从那以后，我和家人亲友们时刻都在担心她的安危。

　　上世纪30年代，姐姐杨之华与瞿秋白从相知相慕到相恋，最后成为志同道合的伴侣。其时，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姐姐则积极参加妇女运动，相继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秘书、全国女工部部长等职务。上海、武汉和苏联莫斯科等地都留下了他俩工作的足迹。自1931年起，瞿秋白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姐姐之华也受牵连。他俩在鲁迅和茅盾等人的帮助下，隐居上海。秋白一边养病一边从事革命文学创作，之华一边操持家务照顾秋白，一边在秋白的指导下学习写作和翻译。

　　1934年1月，秋白被迫离开上海去湘赣苏区，之华姐仍留在上海。1935年2月下旬，突然传来了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的消息。这真如晴天霹雳，使姐姐受到了巨大的打击。那天我见到姐姐时，她又疲惫又憔悴，悲痛地对我说：“秋白可能会牺牲，一定要想办法救他！”姐姐写了三封信让我立即送出去。一封是给蔡元培，一封是给宋庆龄，另一封是给邵力子。主要是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不敢耽误，立即出发送信。写给蔡元培的信，我交给了他大儿子蔡无忌，当时他是我的邻居；给宋庆龄的信，在我到达宋府门前时，受到了警卫的阻拦，因而未能送到；给邵力子的信，则因邵力子时在南京，我只能电报告知。

　　邵力子是我的公公。我的第一次婚姻，丈夫是邵公的次子邵志刚。志刚是国际共产党人，与瞿秋白、杨之华等共同工作过，可惜我俩的这段纯真的爱情生活是那么的短暂，婚后不到一年，志刚就离开祖国去瑞士，不幸在瑞士遇难，留下了我们的儿子邵美成(这是他从未见过面的儿子)。邵公是位慈祥而开明的长辈，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不仅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和美成的生活，几年后他还亲自做媒，置办婚礼，并充当证婚人，促成了我与吴元坎的结合，重建了一个美满的家庭。他待我如同女儿，我如有难他常常施以援手。为瞿秋白事求助于邵公除了这一层原因外，更因为邵公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邵力子是中共和国民党两党的元老，早年在共产党组织的高层与瞿秋白有过工作接触，当时他虽在国民党政府任职，是蒋介石的幕僚，但在政治倾向上是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直很反感蒋的反共剿共政策。如有可能，他肯定是会出面救秋白的。可惜一切都无济于事。事后得知，在国民党高层会议讨论瞿秋白问题时，时任国民政府“中研院”院长的蔡元培，竭力主张不杀，留下这个人才。但他阻止不了蒋介石杀瞿的决心。邵公对此也无能为力。他多次惋惜地对我说：蒋一定要杀他，一定要杀，没办法哪！1935年6月18日，年仅36岁的瞿秋白被秘密杀害。

　　我记得解放前最后一次见到之华姐，就是在秋白被捕后的那一段时间。那时地下党组织经常遭破坏，姐姐处境危险，住自己家不安全，是我想法几经转移，将姐姐隐居到我的至亲、复旦中学校长周仲丹家的亭子间里。开始时，遇有什么消息我就跑去那里向姐姐传递。有一次，之华姐分析了我传递的相关信息后，对我说：“情况不太好，你不要再到这里来了，有可能会引起敌人注意的。为谨慎起见，你也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吧，免得发生危险。”听了姐的话后，我便仓促离沪，去了外地。事后知道，姐姐在周仲丹家住了约两个多月。1935年8月，经党组织安排，她去了苏联。

　　谁知，这一别就是14年哪！开始的几年里，姐姐杳无音讯。后来，才断断续续知道了些她的坎坷经历。她先去苏联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留苏工作，任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务委员，兼任该组织的中国代表；后被王明隔离审查，1938年才平反。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中央要求在莫斯科的部分共产党员回国参加抗日，之华姐带着女儿瞿独伊回国，不料，在途经新疆时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拘捕，母女俩被囚狱达四年多。直到抗战胜利后，经中共中央营救，才获释回到延安。

　　记得姐姐从新疆出狱的消息是邵力子告诉我的。有一天他高兴地说：“你姐姐被放出来了，你可放心了。你等着，有机会她会来看你的。”我翘首盼望着能早日见到姐姐。可是之华回到延安后，随即投入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全国解放前夕，邵力子为了国事，频繁来往于南京、北京和上海。有一次遇见邵公，他轻声对我说：“快了，快了，共产党要胜利了，你耐心点，耐心点。”

　　全国解放后，杨之华任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全国妇联常委，在北京工作。那一次，她是来上海开会，这才使我们姐妹团聚了。姐姐在我家呆的时间不长，匆匆而来，匆匆又去。感谢一位大公报的记者为我们这次聚会留下了珍贵的照片。一张是我们姐妹俩的合影，比我年长13岁的之华姐英姿飒爽，笑容满面(见下图)。另一张是集体照，有我和堂弟杨葆昌、陆缀文、之华姐，还有我的孩子邵美成及三个女儿。陆缀文是王一飞烈士的爱人，解放前地下党组织机关常遭破坏，她经常来我家避难，我们是好朋友。

　　之华看我儿女成群，高兴地说：“你要是在苏联就成光荣妈妈了。你到底是学过幼儿师范的，等孩子大些了，你可以出去办幼儿园，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之后，她真的为我联系去参观工厂，带我去参加在上海开的国际妇女会议，还带去结识了当时负责女工部的汤桂芬同志。可惜我终因孩子多脱不开身而未能外出工作。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而我，已是98岁的老人了。姐姐杨之华因病于1973年10月20日去世。当时还是“文革”期间，对她的非正常的政治审查还没结束。她盼来了为之不惜牺牲生命的新中国的诞生，可惜未能等到“文革”结束后的云开日出。

　　作者：杨之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