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生于1911年，1935年赴美留学，师从著名的美国空气动力学专家西奥多·冯·卡门教授，多次发表重要论文。1947年初，年仅36岁的钱学森晋升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钱学森1955年回国，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曾任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青出于蓝胜于蓝

　　1947年，36岁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钱学森已是美国科学界一颗闪亮的明星，世界知名的火箭喷气推进专家、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成员、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说，国民政府曾经邀请父亲回国，但父亲拒绝为其服务。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钱学森决心回国。

　　“父亲早有决心回国效力。”钱永刚说，父亲在美国多年，没有买过一分钱的保险和股票，很多美国朋友都对此不理解。父亲说：“其实没什么奇怪的，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但，回国的路没有那么平坦。

　　正当钱学森筹划回国时，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掀起了反共高潮，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指控是美国共产党员、窃取机密企图运回中国，无端被关押了15天。此后虽然获保释，却处处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被软禁长达5年之久。

　　在被软禁的情况下，钱学森于1954年发表了开创性的《工程控制论》一书，当钱学森日后在回国前夕向他的老师告别时，冯·卡门充满感情地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

　　冯·卡门门下，名家辈出，但他在1967年出版的自传中，独为钱学森立传。世界上古往今来，多有弟子为老师立传，而老师为弟子立传，可谓凤毛麟角。冯·卡门对钱学森的评语是：“美国火箭领域中最伟大的天才之一，我的杰出门生。”

　　坐三等舱回家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摆脱特务监视，将一封写给陈书通的信夹在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投进邮箱，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这封信最终辗转交到周恩来总理手中。随后经过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政府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8月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通知，终于被允许回国。

　　钱永刚回忆，当时飞机很少，最早的一班到香港的飞机也是两周后。父亲决定立即买船票回家。

　　美国洛杉矶移民局不忘刁难这位科学家。买船票时，售票员一听是钱学森，便说一等舱已卖完，只有三等舱船票。事实上，一等舱船票很富余，但船务公司得到移民局的交待。

　　钱学森买了四张三等舱船票。就这样，在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舱内，钱学森带着夫人和一对儿女一家四口睡着上下铺，踏上了回国的路。

　　在轮船驶离美国本土很久后，一位美国女权运动领袖桑鸽获悉钱学森一家在船上的境况，为这样一位世界著名爱国科学家遭遇如此对待感到不平，这位有正义感的美国人与船长交涉后，钱学森一家才换到一等舱中。

　　经过海上一个多月的颠簸，钱学森一家10月初到达香港，当日过境后回到了祖国。

　　一句话的奠基作用

　　1955年，放眼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造导弹，我国的工业基础还很孱弱，能不能研发导弹？钱学森的一句话，使中央下了决心。

　　1955年底，当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得知钱学森回国要访问东北后，迫不及待地交待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好好接待钱学森，并探探他的“底”。刚刚指挥完抗美援朝战争的彭德怀元帅，对现代化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关键作用有着切肤之感。

　　钱学森参观完“哈军工”，陈赓就问：“你看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干！”陈赓一听，大笑：“好，要的就是你这一句话。”

　　作为权威专家，钱学森给多位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做了关于导弹武器的科普讲解，陈毅、叶剑英等都专门请钱学森去讲过。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提出了发展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为了保密，“导弹”用“航空”来代替。有了这样的权威专家，当年4月，中央下决心成立由聂荣臻任主任、钱学森等任委员的航空工业委员会，统一领导我国的导弹事业。

　　1956年10月8日，在北京西郊空军466医院食堂里，由钱学森任院长的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这一天，被认为是新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奠基的日子；这一天也恰好是钱学森回到祖国整整一周年的日子。

　　首枚导弹上天

　　1958年5月，聂荣臻元帅同黄克诚、钱学森一起部署了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的制造工作。

　　1960年11月，在聂荣臻元帅亲自指导下，以张爱萍将军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我国酒泉发射场成功组织了我国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试验。

　　钱学森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据“钱学森与中国航天”课题组披露，20世纪60年代，在研制东风某型导弹时，发动机试验出现多次失败。科研人员一时找不到关键所在，只好请教钱学森。在五院的一个会议室里，钱学森围着会议桌一边听一边走，问到谁谁起来，问了40多分钟。最后，钱学森指出，必须考虑发动机燃烧时产生的高频振动问题。经过后来的试验，钱学森的判断十分准确。

　　1964年6月，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飞行试验成功。1966年10月，钱学森协助聂荣臻元帅，在酒泉发射场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导弹飞行正常，原子弹在预定距离和高度实现核爆炸。这次史无前例的试验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用于自卫的导弹核武器。

　　一行字推开天门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1958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宣布。此后，钱学森便一直在思考我国卫星事业的发展问题。

　　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和空间物理的设计、研究机构。钱学森负责卫星的大总体工作，为解决人造卫星研制中的许多关键技术问题贡献了智慧。

　　“钱学森与中国航天”课题组披露，“东方红一号”卫星在出厂鉴定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有人提出，卫星仅在地面模拟试验了5天，怎么能保证卫星打上去在太空中能运行二十几天？地面模拟试验需要低温环境，当时，全国生产的低温液体氦加起来只够做5天试验。由于谁也给不出解释，卫星的出厂鉴定一直无法通过。卫星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只好请教钱学森，钱学森收下厚厚的卫星技术和测试文件仔细看了起来。几天后，他在鉴定文件的封面上写了一行字：“我看，此星可以出厂。”钱学森以他特殊的专家身份和真知灼见，统一了大家的意见。一语定乾坤，卫星顺利出厂。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东方红》乐曲传遍全球。

　　1970年7月，钱学森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以自己广博的知识，开阔的眼界，提出过许多富于创新的、超前的见解，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钱学森获得过无数荣耀，“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

　　(本文特别感谢钱永刚先生和“钱学森与中国航天”课题组成员石磊、王春河、陈大亚、张宏显、陈中青等专家的大力支持与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