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眼中的辛亥革命、建国大业与改革开放

　　——评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1949年是“旧社会”与“新社会”、“黑暗”与“光明”的分水岭。学界的分工治学，使1949年政权更替前后的历史裂痕更加彰显。

　　金冲及的新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以下简称《史纲》)，可以说是以一种新的“世纪史观”取代传统的“朝代史观”。史学是一门与人生体悟紧密结合的学科，研究者往往中年以后才渐入佳境；史学又是一门难以“取巧”的学科，治史者需要下笨工夫，一般史家六七十岁以后往往因体力不济而兴叹。金冲及于75~78岁之际独力撰写出一部百余万字、有可能成为其治史生涯巅峰之作的《史纲》，令人敬佩。

　　《史纲》与以往的中国近现代史论著最大的不同点，是自始至终贯穿着浓烈的“世纪”意识。作者说，“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在变化的规模和深度上能同二十世纪相比。在这一百年里，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深重的苦难；也是在这一百年里，社会的进步令人目不暇接。”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其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在作者看来，中国的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改革也好，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一目标。在这一总体目标之下，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前半个世纪，中国人主要解决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后半个世纪，中国人所要解决的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

　　金冲及提出，百年中国有“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一次是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一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过去被学界高度评价的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和大革命，在作者看来，显然还无法与这三次“巨变”相提并论。

　　《史纲》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作出新的诠释。如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作者称之为“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过去一些政治色彩浓烈的提法，也被更为客观、平实的表述所代替，如1927年的国民党清共，过去称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现改称为“四一二政变”。《史纲》用了相当篇幅描述抗战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认为“国民政府迁都的决定是值得肯定的；将战时首都迁往大后方的重庆，表明了‘长期抗战’的决心。”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一向宣扬民族失败主义，认为不如及早求和。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坚持抗战，是值得称赞的。”

　　《史纲》引用了大量中共中央档案和未刊文献，此外，还引用了大量海外新公开的文献史料，如蒋介石日记等。作者非常重视通过蒋介石日记分析蒋在各个时期的决策和心态。如引用1928年济南惨案前后的蒋介石日记，描写了蒋介石当时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蛮横行为是如何之愤怒以及如何立志雪耻的心境。同时也指出他对日本侵略者依然一味采取退让和妥协的态度。1939年3月，蒋介石在日记中恨恨地自问：“本党为何不能与共党抗争，一切组织、宣传、训练皆比不上共党？”“本党为何不能掌握青年？”《史纲》分析了蒋介石的内心变化。

　　《史纲》频频出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样的说法，意味着作者重视用历史的眼光、历史的尺度来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时刻提示读者注意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

　　对于辛亥革命的意义，人们常说改称“民国”只是换了一块招牌，其他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作者强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这块招牌和没有这块招牌的区别不能小看。”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为，作者指出，“周恩来为尽可能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顽强毅力，做了坚韧不拔的努力。他有时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因为他深知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中，不这样做便无法发挥前面说的那些作用，而这对党和国家的命运至关重要，又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代替他的这种作用。这种做法对他来说十分痛苦，但舍此别无选择。”这段话充分表露出一位历史学家的宽容和理解。

　　《史纲》最后一章中，“在不断探索中前进”一节最值得注意。作者提出，“在不断探索中前进，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艰苦跋涉中的重要特点，也是正确理解这段历史中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离开‘探索’这个重要特点，许多事情便很难正确理解。”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农业大国里，无论革命还是建设和改革，遇到的都是一个又一个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在书本上和别国经验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唯一的办法，只能靠中国人自己，逐步摸索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来。

　　王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