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说：“我是毛驴子，驮惯了东西”

　　李力(李克农之子)：我们在延安的时候就养成这个规矩，他工作上的事情一点不给我们讲，你问他也不说。

　　赵曦：对，这个就是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或者就已经深入骨髓的一种习惯了。

　　赵曦：1950年李克农的，那个最小的儿子李伦结婚的时候可能现在父亲要致词要说话，然后李克农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而且位置也很高，其实不应该是那种感情冲动型的，但是在讲话的时候就感觉是失声痛哭，就说我对不起赵英同志我所有的孩子都是她一手抚养大 的，我对不起她。当时有很多客人都已经失声痛哭了。所以当时赵英早他去世的时候，李克农就写了四个字送给赵英，“母仪典范”。

　　马鼎盛：1950年底，李克农奉命去朝鲜出任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1951年关于机场和交换战俘的 谈判触礁，双方都不肯退让半步。中方代表焦急地请示李克农，他拿出锦囊妙计三个字——“坐下去”。因为毛主席早有明确指示：“不要怕拖，不性急，敌无所施 其技。”在板门店李克农很注意安抚大家的情绪，经常嘱咐代表要冷静，不要“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能年轻气盛，经不起挑衅而冲动。他观察到对方的谈判代表 脸带笑意，但始终方寸不乱、寸土必争。李克农让大家学习对方长处，为己所用。朝鲜停战谈判历时两年零十几天，其间两易会场，5次中断，开了58次双方代表 团大会，最艰难的一次谈判竟然僵持了132分钟。在整个谈判期间，李克农一直备受哮喘病折磨，夜间要靠打吗啡才能入睡。毛泽东、周恩来劝他回国休息、治 疗。李克农坚持说：“临阵不换将！”

　　马鼎盛：直到1953年7月27日谈判结束，李克农才功成身退。回国后他还是尽己所能带病工作。李克农说：“我是毛驴子，驮惯了东西，不驮还不舒服，能驮多少就驮多少。”

　　解说：1961年，病中的李克农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搜集资料，总结上海特科的经验，以鉴后人。访问烈 士家属，查阅历史档案，同时调查了解曾在隐蔽战线上做出成就的老同志的生活和工作现状，并给予妥善的处理、安排。他在写给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 信中提出：“使过去在战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扶，鳏寡孤独，各得其所。”

　　赵曦：其实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可能至今很多人的家属，仍然背负着反革命家属，或者说一些什么的罪名，有 一些东西是不能说的，连我们党内自己的人，自己的同志都不知道，他是在为我们工作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家属承受了很多屈辱，背负着很多屈辱在生活，所以这 是他心中的一个，很难释怀的一个情结，所以后来李克农晚年的时候，身体都不行了，但是他给党中央最后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因为他太了解，就是这 些隐蔽战线的同志，为国家付出了多少，忍辱负重，包括他们的孩子，他们的亲属，然后背负了多少很屈辱的，李克农最后的情结就是一定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些 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忍辱负重的这些，他所了解的这些人，给他一个合适的安置，他最后才能瞑目。

　　马鼎盛：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情报合作更一贯“以俄为师”。克格勃专家来华介绍经验，认为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气愤地反驳：“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更有些苏联专家指手画脚，不但瞧不起中国的情报工作，而且提出许多无理要求。毛泽东专门找李克农谈话，希望从大局出发，无保留地向对方交底，说哪怕脱了裤子，也要让人家看够。李克农仍然坚持情报工作的保密原则，他对主席说：“裤子、背心都可以脱，可总还要留条裤衩吧，不然太难看了。”苏联人怀恨在心。1954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李克农取道苏联回国，途经伊尔库茨克时，苏方不顾外交礼仪，只派个小职员接待，而且不准打电话，不准越过旅馆5米远的栏杆，伙食也很低劣。李克农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周总理对李克农顾全大局的精神十分称赞。1962年，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病逝，美国和台湾庆幸少了个劲敌。在北京由周恩来主祭，是极尽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