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兵地点确定后，布置开国大典主席台的任务便落在华北军区宣传部身上，张致祥被周恩来“相中”为天安门城楼的总牵头人

　　张致祥曾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对天安门并不陌生。他领受任务后立即乘车来到天安门，登上城楼，看到的却是一副没有料到的破败不堪的样子，墙皮、木皮翻卷，砖石、瓦块剥蚀，只有一堆堆鸽粪组成的黑绿色的“地毯”。最扎眼的几个又小又破的六棱形宫灯，脏得也不像个样了。

　　张致祥是宣统元年生人，他自己说，可算是前清的“遗幼”。2008年5月，笔者来到张致祥的家中。已是百岁老人的张致祥身体硬朗，幽默健谈，离休前是中联部副部长。每当说起一件事，就点燃一颗烟，可谓烟不离手。他的老伴，87岁的伊之在一旁不时地对一些事进行补充。

　　张致祥曾就读于天津的南开学校，北平的中国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在中国大学读完三年级后，张致祥报考清华大学四年级。但因他在中国大学就读时，在国民党教育部没有备案而被拒。翌年，中国大学备案扶正，他径直来到清华，直取金榜，成为当时清华录取的一文一武两个学生中的一个，另一个就是后来的数学家陈省身。此前，他已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组织上对敌占区的党员采取精干隐藏，除留下少数人外，大部分干部都撤退到根据地。此时还叫管彤的张致祥奉命到平西根据地。张致祥来到聂荣臻、肖克领导的晋察冀军区，进了《晋察冀日报》做副主编，邓拓是主编。这段办报的经历促成了他后来就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48年底，张致祥随聂荣臻部队进入北平城。当天安门被确定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后，周恩来、彭真点名张致祥，让他来布置开国大典的主席台。

　　那么，他是怎样被周恩来“相中”，指定为开国大典主席台的总布置人的呢？当笔者问到这个问题时，老人点燃一颗烟，吸了几口，讲述道:

　　1949年7月，我作为解放军代表团团长，在北平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带着大家去见周恩来。周恩来连夜开会，一直等到凌晨才过来。周恩来对大家说:“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我管不住爱说的嘴，开玩笑回了一句:“没事，来的不晚，离天亮还早着呢。”我这句话把周恩来和大家都说笑了。可能就是这次，他记住了我。

　　政协会期间，中央召开了开国大典筹备工作会议，最终在西郊和天安门两个方案中敲定了天安门。由于周恩来提名，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安排张致祥负责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和指挥工作。距大典只有短短20几天时间了，天安门广场仍是一片荒芜，到处是比人还高的蒿草，布置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他们只能夜以继日，住在了城楼下面。

　　每天要面对的难题太多了:挂旗、挂领袖像，救火队的梯子远不够长的问题，用什么办法升国旗的问题，搭建临时观礼台的问题，就连检阅时骑兵马屁股后面挂什么样的粪袋都要考虑到。还有安全问题，张致祥陪罗瑞卿一起检查，结果真在城楼西面的门洞里清出了一枚炮弹。仔细清理后，准备将门洞留作一旦发生非常情况时，供党和国家领导人藏身之用。

　　临时观礼台是用双层加厚木板搭建的，为确保万无一失，防止“垮台”，张致祥调了一个工兵营的战士上去蹦，去踩。

　　城楼的布置是筹备工作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在征集方案时，张致祥所在军区抗战剧社有两个投诚的原日籍美工，他们提出的方案是最初的蓝本。最后，张致祥把“八面红旗，两条标语，毛主席像挂正中，楼上八个大红灯笼，金水桥上布满鲜花”这套方案报给周恩来，周恩来否定了金水桥摆花这一条，认为小家子气。其他意见拍板采纳。这个经典的布置一直沿用至今。这个经典布置使天安门成为天下第一的红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