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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秋，西班牙马德里梅嫩德斯·佩拉约大街上一家名叫“小蜗牛”的酒馆里，日后成就大名的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开始写作《城市与狗》。其时他年仅22岁，已经结了婚，生活的重负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有时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兼做几项工作。尽管此前他已写了一些作品，中篇小说《挑战》还获《法兰西杂志》组织的秘鲁短篇小说比赛奖，为此他获得到巴黎旅游15天的奖励。不过，此时文学对他来说还只是一种业余爱好。

　　作品完成的时间是1961年冬。出版的过程并不顺利，手稿像鬼魂一样从一家出版社转到另一家。最后在友人的帮助下，由巴塞罗那诗人卡洛斯领导下的塞依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小说引起的反响是始料未及的。秘鲁政府在军界的压力下，宣布该书“亵渎了伟大的军队和爱国主义感情”，应该焚烧。军队特别在故事背景发生地布拉多士官学校举行焚烧仪式，并对略萨口诛笔伐。但出乎秘鲁政府预料的是，焚烧反而成为加快该书传播速度的一个动力。小说轰动西班牙语世界，当年就获得“简明丛书”文学奖，且迅速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流传。

　　自此，略萨觉得自己从穿短裤时即怀有的“将来要当作家”的梦想，已然变成现实。但那时他多半没有想到，这部小说会与《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跳房子》和《百年孤独》一起将拉丁美洲文学带进爆炸时代，他也因此与富恩特斯、科塔萨尔、马尔克斯并称为“爆炸文学”四大主将。此后，他不断以其非凡的想象力和新颖的叙事技巧使全世界读者着迷。诚如《波士顿环球报》所指出的，略萨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剧作、随笔和报刊文章等在内的众多作品，已经确立了他作为一位当代伟大作家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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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略萨曾说，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是我觉得更好、更能保护自己抵御不幸困扰的方式。在流传甚广的《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他同样援引福楼拜的话:谁要是掌握写作这种美好而耗费精力的才能，他就不是为生活而写作，而是活着为了写作。

　　此话信然，早在长篇处女作《城市与狗》中，他便以小说中的主人公阿尔贝托自况，给自己描绘了这样一幅自画像:阿尔贝托为人不卑不亢，在捍卫尊严和个人合法权利方面，绝不妥协。他时而生活在社会上层，时而与来自社会底层的黑人、混血种族学员住在同一宿舍；他既看到上层社会的伪善、欺诈和糜烂的生活，也了解贫苦阶层的悲惨处境。这两个极端他都不能接受，于是自建文学的城池，去抵挡“城市”喧嚣和“狗”们的狂吠。

　　凭着这种“不妥协”的写作姿态，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略萨把笔触伸向广泛的社会现实。由5个人的故事“结构”而成的《绿房子》，以妓院“绿房子”的兴衰串联起20世纪20年代以来秘鲁北部长达40年的社会生活史；《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一反战争文学的传统模式，写秘鲁某边防上尉潘达雷昂奉密令，招募一些女郎，组成一支劳军队以慰难耐兵营生活的兵士。其中上尉向他的长官报告劳军队的组建和工作情况的几章，完全用公文形式写成，反讽笔调跃然纸上；《世界末日之战》则通过对农民起义首领“劝世者”、封建贵族卡纳卡纳布拉沃爵、欧洲“革命者”加里雷奥·加尔三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刻画，对拉丁美洲的悲剧历史做了艺术性的思考。

　　1990年，在参与秘鲁总统大选的角逐中，略萨最终败给另一位总统竞选人藤森。日后，在回忆录《水中鱼》中，他反思道:现在看来，没能获胜意味着一种精神解脱，可当时真是刺痛了我的心。然而，正是此次败选，让他坚定了对写作的信仰，“我要设法通过我的写作参与政治。”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似乎放弃了用文学改变“时代和社会”的初衷，转而投入写作惊世骇俗的情爱小说。《继母颂》写一个小学生与自己的继母有染；作为《继母颂》续篇的《情爱笔记》，写与继母有染的孩子最终设法使父亲和继母破镜重圆。取材于他自己亲身经历的《胡利娅姨妈和作家》则写了一位18岁的青年与姨妈恋爱结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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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略萨终究没有停留在情爱的艺术天地里。2000年，他出版了《公羊的节日》。小说通过杜撰的一个女人乌拉尼娅的见闻，再现了拉美最血腥的独裁统治。时隔三年，略萨又以《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回到了历史题材。在取材于真实人物19世纪法国画家保罗·高更及其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经历的这部小说里，略萨在对乌托邦思想的描述和探讨中，寄予了文学和现实的关怀和思考。

　　在略萨看来，如同堂吉诃德挺起长茅刺向风车，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现实生活的替代品，是对生活难以满足的野心的安抚。对现实的怀疑，无疑是构成文学存在的秘密理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文学日渐式微的当下，略萨依然张扬阅读。“通过阅读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但丁或者托尔斯泰，我们得以互相理解，也正是从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学到了人类的共同精神。”

　　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