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首席御医薛福辰

　　在中国独有的文化语境中，“身体”这一概念是如何在医学事件中呈现并演化的？其背后又有何种政治隐喻？《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医学的修辞及叙事》(费振忠著)一书独出心裁，采撷历史中大量的医学人物、医学事件，试图形成一幅融贯的中国医学历史图景。

　　来自清帝国最后时期的一份宫廷医药档案，前任山东济东泰武临道薛福辰，与太医院众医官的名字同时记录其中。

　　清光绪六年(1880年)，西宫皇太后叶赫那拉氏身患疾病，而且病得不轻，太医院已有的医师，看来有点束手无策，所以下了旨意，命令大臣举荐可靠的医学之士进宫会诊，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暨湖广总督李翰章、湖北巡抚彭祖贤共同保荐了薛福辰。与薛福辰同时受保荐的还有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这两位江南学问之士，当然不能推辞新的任命，即时入宫，担任叶赫那拉氏的专门医师。他们此去虽说身负医学重任，却也不知与晚清帝国政治局面关系极大。叶赫那拉氏从同治以来即掌控政权，然而名分和地位毕竟在另一位健在的孝贞皇太后钮祜禄氏之下，如果她这时候病重不治，死在钮祜禄氏前面，那么政治变局几乎不可避免，很难说帝国前景是什么样子，以后晚清史上那些内政外交大事，也许都不会出现了。

　　当日，叶赫那拉氏所患何病，以至于太医院的医学高手都不能有效施治？根据大学士、军机大臣、皇帝的老师翁同稣于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日记披露，这位四十五岁的皇太后的病是骨蒸。中医认为的骨蒸，那时是一种病理复杂的疾病，其表现为，发热似自骨髓蒸蒸而出。《诸病源候论·虚劳骨蒸候》分析:“蒸病有五。一日骨蒸，其根在肾，且起体凉，日晚即热，烦躁，寝不能安，食无味，小便赤黄，忽忽烦乱，细喘无力，腰疼，两足逆冷，手心常热，蒸盛过伤，内则变为疳，食人五藏。”后代医学把骨蒸叫作痨瘵。正在盛年的西太后，患此慢性疾病，已有很长时间了。长期以来，她的身体损耗显然很大，这对她处理纷纭的政治事务极为不利，何况新立的皇帝才九岁，国家经过太平天国之乱以及西方列强的打击，中兴大业似还遥遥无期，即便她是个强劲的政治家，也是任重道远。让叶赫那拉氏有一个好身体，那么“诏各省保举名医”，正是当务之急，而地方要员也一定意识到把“保举名医”当政治大事来完成。李鸿章和曾国荃都是帝国重臣，所以比起其他地方的督抚，表现得更加积极认真。

　　叶赫那拉氏骨蒸之疾，是由薛福辰加以确诊的。薛福辰出身江南无锡一个官宦家庭，父亲薛湘，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做到浔州知府，与已逝的曾国藩关系密切。咸丰五年，福辰已经以举人身份到工部任职，但因为父亲病死，他归丧回乡，正逢太平天国攻占江南，他又要奉母避难，在仕途上不能即时进步，等到他重新回任工部行走后，在低级职位上居然一做六七年。这样的下僚工作，实在无聊，于是薛福辰开始研习医学。简单地说，薛福辰不过像明清以来所有那些由儒入医的江南文士一样，通持一种“隐于医”的人生思路，暂时用医学来替代个人的政治诉求。无论怎样，这位朝廷六品工部员外郎，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医学上面，结果如愿以偿成为名医。但真正让他名声卓著，还要等到他进入湖广总督李鸿章的幕府，以及凭借幕僚工作获得的成绩补知府、再改治河道员、再改候补道台等一系列宦涯之后。1880年薛福辰四十九岁，他在宦途淹滞时，恰逢掌握帝国权力的西太后病重难治，机会才来临。

　　一旦进入太医院，担当起与他经济天下的用世才能不尽相同的医学责任，薛福辰内心的真实想法，我们不得而知，至少有点忐忑不安吧。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医治叶赫那拉氏沉疴的过程中一展身手，越过太医院的权威成为首席医师。在内廷三年时间，薛的表现认真而倔强，充分显示出一个饱学儒医的医学性格。他不仅敢于否定太医院的医疗方案，即使同获举荐的汪守正，他亦独持己见，毫不相让。徐一士《一士类稿》中记述:

　　(薛福辰)每制一方，覃思孤往，凑集渊微，或与同值诸医官龊龇争辩，必得当乃已。一日辩声甚厉，皇太后在内闻之，问曰:“此薛福辰耶，何憨也！”

　　薛福辰的表现，自然会引起西太后注意和信任，但他由此担负的责任，也要比别的医官重大。这是一个宫廷医师最需严谨认真的医学时刻，这一点薛福辰同样明白。好在他“精核无间”，既小心谨慎，又用药得法，眼见叶赫那拉氏病情日见好转，终于“恭报皇太后大安”。作为酬劳，薛福辰从西太后那里得到的赏赐，金银珠玉之外，还包括更为荣耀的叶赫那拉氏手写匾额和对联。匾额上四个字“职业修明”，对于非职业医师的薛福辰亦有非同寻常的鼓舞。光绪九年，西太后疾病完全治愈，离开宫廷之前，对薛福辰封赏甚至达到让朝中大臣不敢奢望的程度，计:特赏头品顶带，调补直隶通永道，赐紫蟒袍、玉带钩，又赐福寿字及黄辫荷包，并赐宴体元殿，长春宫听戏，西厂子观灯，又赐七字句对联。真可以说“殊恩异数”，一个儒医能够获取的荣誉，大概也就是这些了。1884年，光绪九年，薛福辰离开太医院，到通永道履行实职，重返仕途，给他的政治希望不算小也不算大。其实他几年间累官至监司，在职衔上仅为中等，并没有达到他期许的目标。看好和支持他的李鸿章和丁宝祯等朝廷大臣，则多次以个人名义向皇帝举荐，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受到进一步重视。事情就是这样被一些枝节纠缠住了。光绪十二年，在京尹任上，薛福辰因“玉粒纳仓”未能准时到达参加仪式，被御史魏乃劾参劾。说他“玩视大典”，参劾的文本中还有嘲讽的语言，要求皇帝将薛福辰改官太医院，这就严重伤害了薛福辰的感情和尊严。尽管西太后看到魏的奏章，斥为“大胆妄言”，下部议处，官降三级，同时问明薛福辰迟到原因，即时将薛迁职宗人府府丞，在职级上为大三品卿，比原先的京尹在班次上要高一等，然而这些都不能解释薛福辰内心的悲伤和失意。

　　通常经过品题或科举进入政治权力之中的文人，是看不起方技之流的。当日，薛福辰进入宫廷，充分发挥自己的医学能力并获致成功，但成功的另一面却授人以柄，以为这不过是靠技艺邀宠图进，士大夫虽然羡慕薛受到的赏赐和奖励，心里却看不起，现在他受到魏的攻击，不过代表了士大夫们的真实看法。薛福辰越是意识到这一点，越是深感羞耻。他自己政治上并非平庸，因擅医术而遭人误解，内心的困境可能更甚于他人。

　　1890年，薛福辰死于家乡无锡，年五十八岁。《一士类稿》的作者认为薛福辰病死的原因是长期心情抑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