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张素华

　　到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在1年的时间里，共歼敌112万人，使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解放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锐减为370万人，正规军由200万人减为15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则由解放战争开始时的112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实现了毛泽东“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的战略目标。

　　此时，对中共来说，建立人民政权已变得越来越现实。

　　城南庄惊险一刻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率部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东渡黄河，经山西进入河北。4月11日傍晚，他和周恩来、任弼时等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住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大院。

　　4 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城南庄召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任弼时都出席了会议。这是撤离延安后，“五大书记”第一次在一起参加中央的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讨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和如何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等问题。毛泽东特别提出，中共中央应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著名人士来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业。正是毛泽东的这个动议，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参政运动。

　　会议结束没几天，一日拂晓，又熬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吃过安眠药，上床休息。

　　正当大家吃早饭时， 城南庄上空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防空警报随即响起。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听到警报，心里非常焦急，徘徊在屋前，不知该不该叫醒主席。

　　这时，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快步赶来：“主席呢？”

　　李银桥：“主席吃了安眠药，刚睡着。”

　　聂荣臻：“快叫醒，敌人的轰炸机马上就到，赶快去防空洞。参谋长，快去拿担架！”

　　李银桥冲进里屋：“主席，醒一醒！敌机！”

　　毛泽东睁开眼，慢慢坐起来，向李银桥伸出两个手指示意要烟。

　　李银桥边递烟边劝：“主席，先别抽了，快走吧。”

　　毛泽东点燃了烟，不慌不忙地说：“投炸弹了？”

　　这时，警卫排长阎长林也进来了：“炸弹下来就晚了！”

　　毛泽东又道：“慌么子，就是丢下炸弹，也不见得就专找毛泽东嘛。”说着不紧不慢地穿衣服，仍没有走的意思。

　　李银桥冲出屋子，向聂荣臻求助：“聂司令，主席他……”

　　聂荣臻带着担架闯进了屋子：“主席，快上担架，去防空洞！”

　　此时，敌机的轰鸣声再次隐隐约约地传来。

　　“快！把毛主席抬上担架，去防空洞。”聂荣臻严肃地命令道。几个人赶紧把毛泽东扶上担架，抬起来就跑，刚跑进防空洞，就听见几声轰响，随后便见小院周围升起了一团团浓烟。

　　敌机共投下5枚炸弹，其中一枚在小院里爆炸！

　　5个月后，从缴获的国民党档案里，人们才知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是潜藏的特务，他向敌机报告了毛泽东的准确位置。

　　当晚，毛泽东撤离城南庄。5月27日，他到达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与先期来到的周恩来、任弼时等会合。

　　小山村指挥大决战

　　在西柏坡，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五大书记”进行了分工，其中，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负责全国的军事指挥。但毛泽东说：“现在到了决战阶段，仗要越打越大，都是关系全国大局的大仗，不要我一个人说了算，重大决策都要集体研究决定。”

　　1948年9月，许世友指挥部队拿下济南城之后，毛泽东立刻意识到，人民解放军已具备攻打大城市的能力。于是，他迅速组织制定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命令东北野战军先南下攻打锦州，造成“关门打狗”的态势。当时，林彪对这一作战意图顾虑重重，怕受到锦西和沈阳之敌的合围攻击。为此，毛泽东先后20余次发电报说服林彪。1948年9月12日，根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到11月2日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7万余人。紧接着，在黄河以南，毛泽东指挥陈毅、粟裕和刘伯承、邓小平所率的两支野战军，硬生生“吃”掉了国民党军队55万余人，实现了淮海战役的重大胜利。就在淮海战役鏖战期间，毛泽东又看准了华北平津一带的战场，指挥刚取得辽沈战役胜利不久的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发起平津战役。为了防止傅作义军团南逃，毛泽东命令即将取得淮海战役胜利的大军“做出阻击之势”。最终，傅作义被迫放弃幻想，率军起义，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

　　自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4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通过数百件电报，指挥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震惊世界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150多万人。至此，中国共产党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半个中国。

　　毛泽东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是：打过长江去，夺取全国性胜利。

　　为了防止人民解放军南进，蒋介石在长江沿线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号称“固若金汤”。他自恃有美国的支持，料想解放军不敢再往南进攻。

　　当时，确有一些国际友人劝毛泽东适可而止，不要引发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但毛泽东等对此并不担心。1964年，他在会见外宾时曾说到这段历史：“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胜利之前，美国有十几万海军陆战队驻扎在上海、青岛、天津、唐山、北京，或者以此作为根据地，或是临时驻扎过。但我们一打这些地方，他们就跑，连接触都不敢接触……”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4月下旬，由于蒋介石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立刻下达命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他已经下定决心——即使帝国主义干涉，也要打过去，决不实行南北分治。

　　北平礼遇民主人士

　　1949年，毛泽东的工作重心已转移到筹建新中国上。这项工作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二是通过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

　　筹备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工作，虽然主要由周恩来负责，但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的一把手，在很多事情上仍然亲自出面。

　　83岁高龄的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要到位于香山南麓半山腰的双清别墅，和毛泽东谈事。毛泽东怕体弱的司徒美堂经不住吉普车的颠簸，就让工作人员准备好担架，到坡底去接。警卫人员找不到担架，毛泽东就让他们用自己的藤椅做成一个简易的轿子。司徒美堂被抬上来后，毛泽东双手挽扶他“下轿”，把司徒美堂感动得连连拱手致谢。

　　新政府应该实行怎样的经济政策、外交、民族政策，新中国将用怎样的国号……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进行充分的讨论。比如，关于国号问题，毛泽东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有时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时用“中华民主共和国”；党中央的文件则有时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新政协的一次筹备会上，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简称民建)等人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而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等则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毛泽东当时却支持沿用“中华民国”国号，理由是：共产党救中国，而不是亡中国，新中国取代旧中国是新政府取代旧政府，不是新国家取代旧国家，共产党反蒋介石不反孙中山。后来，何香凝解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包涵了“中华民国”这4个字，其实质是一样的；“民国”的“民”就是“人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共和而奋斗，“国”自然就是“共和国”。毛泽东听后觉得有理，就不再坚持。

　　关于这段历史，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后来总结说：“召开政协和拟定建国纲领的过程，突出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派协商精神。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大智大勇、胸怀大度，既能提出完整正确的立国方案，又能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平等协商国家大事；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亦能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竭智尽虑，为国献策，大胆发表意见，敢于进行争论。这种精神，为我国政治生活留下了一种宝贵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