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阅兵 主席向我挥手
新中国第一次盛大阅兵中接受检阅的将士,六十年后追忆当年紧张、艰苦、激动和狂喜的时刻
60年前的10月1日,毛泽东主席的声音从天安门城楼传遍全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作为祖国的心脏,天安门从那一刻起,就是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标志,更是国庆的标志地点。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曾经13次在这里阅兵。
每次阅兵,都是共和国军事实力的体现,更是新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展示。今天起,本报从这13次阅兵中,选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阅兵,与您一起品味经典。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阅兵,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盛大阅兵,陆海空三军部队16400多名官兵接受了检阅。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朱德总司令乘车在长安街检阅了受阅部队,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开国大典,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以崭新精神面貌站起来的庄严宣誓;开国大典阅兵,奠定了新中国国庆阅兵的基础,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以后最盛大、最庄严的一次阅兵。
董来扶的一生,与“功臣号”坦克紧紧联系在一起。阅兵前,他驾驶着我军第一辆坦克“功臣号”先后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的100多次战斗;阅兵后,他又驾驶“功臣号”参加了抗美援朝两大战役,屡建战功。
1949年开国大典时,董来扶驾驶的“功臣号”作为坦克方队的军旗指挥车,接受了检阅。1950年董来扶被中央军委授予“钢铁英雄”称号,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3年,他从某坦克师副参谋长的岗位上离休。
在北京航天桥附近的一所院落里,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董来扶老人拿出了当年的老照片、军功章和模范证,思绪又回到从前……
正要南下参战忽然调去阅兵
1949年初秋,年轻的董来扶还是第四野战军炮兵大队坦克团的战士,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各立大功一次。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正准备南下作战,连坦克都已装上了火车。谁知临近开车一小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说不让走了,“全力准备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
当时我军的坦克都是从战场上缴获日军和国民党部队的,型号不一,非老即破,动不动就熄火。“功臣号”属于超期服役的日本97式陆军坦克,当时所有人里最紧张的当数董来扶,毕竟“功臣号”要担当整个坦克方队“擎旗车”也就是“指挥车”的重任。董来扶说:“如果在天安门广场正接受毛主席检阅时,‘功臣号’突然熄火,整个坦克方队全‘趴窝’,那可咋办呀?”
根据上级安排,之后的两个月内,董来扶所在的坦克方队,从黎明到黄昏,就呆在卢沟桥下的河滩里紧张训练。
生活条件差能克服,保持阅兵阵型也不难,最让他们发愁的还是熄火问题。坦克方队的战士们休息时,经常互相问:“你的坦克怎么样了,会不会突然熄火?”“我哪知道,我心里也没底啊!”因此,阵型训练之外,战士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检修坦克上。
只敢稍稍转头看看主席挥手
1949年10月1日,共和国迎来了最伟大的时刻———开国大典。
“那天早晨,我们吃过早饭就从驻地来到东单南边的一个场地上。”董来扶说,坦克兵们穿着崭新的制服,头戴坦克帽,威风凛凛地站在擦得锃亮锃亮的坦克车旁,等待着检阅。
下午3时,在阵阵礼炮声中,盛大的阅兵式开始了。
随着扩音器里传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分列式开始”的声音,坦克方队排着整齐的队形行驶到了部队最前面。“功臣号”上,一名战士精神抖擞地扛着鲜艳的红旗。威武的阵容和坦克兵意气风发的英姿引得中外记者不断变换角度、不停拍照。
“当时我们的车速控制在时速15公里,挂的是二挡。这样的速度,最能把坦克方队的威风显示出来。”董来扶说。
“为了排好这个队形,我们可下了不少的工夫。”董来扶说,由于路面是硬的,坦克行驶在上面稍不留神就容易“扭秧歌”。为此,他们在训练中想了许多办法:熟练掌握操纵杆、看转速表、感受踩油门的力度、看里程表……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每辆坦克匀速行进,整体队形保持不变。
当“功臣号”经过观礼台时,毛主席向他们挥手致意。
“当时我都不敢扭头看,只能稍稍转一点头借着余光看看观礼台。”董来扶说他最担心的就是“功臣号”抛锚。
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就在阅兵开始前,有几辆坦克抛锚了;检阅途中,还有一辆装甲车驶到天安门西侧西华门牌楼时熄了火,后车驾驶员急中生智,开上前去把它顶到了西长安街上。
“300多米的路程,感觉十分漫长。”董来扶说,阅兵结束后他浑身是汗,衣服一拧全是水。
方槐,1917年出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方槐是我军“航空火种”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军委民航局机航处处长、中国人民航空公司经理、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开国大典时,方槐驾机飞过北京上空,那一飞,让他终生铭记!他是开国大典空中受阅计划的制定者、参与者,并亲手关上了轰炸机的弹舱,选取最可靠的同志携带实弹接受检阅。
在武汉市虎泉路一个幽静的军队院落里,已经92岁高龄的方槐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驾驶缴获飞机分成梯队受阅
1949年8月,朱德和聂荣臻召集在京部队领导开会,商讨开国大典的事,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的方槐列席。
航空局指定方槐制定空中受阅计划,方槐找了几个人,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计划搞起来了:“一共搞了17架飞机,大多是从国民党那儿缴获的,分成战斗机、轰炸机、教练机三个梯队受阅。”
几天后,方槐奉命向聂荣臻汇报,他向聂老总请示:“通过天安门的高度怎么定才好?高了看不清楚,低了又怕不安全;受阅飞机还要担负战斗值班任务,是否带弹?”
“当时聂老总办公室有个苏联专家,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聂总专门请他来听一听我的计划。”方槐就问那个苏联专家,“你们十月革命胜利后,受阅飞机的飞行高度怎么定的?”苏联专家介绍说,要根据各型飞机的下滑率来确定飞行高度。也就是说,万一发动机停机,飞机能够滑翔到不伤害人的地方就行。
受阅飞行高度的难题迎刃而解,至于是否挂弹,后来决定受阅飞机中只有几架挂实弹。
为向主席致敬三次推拉机头
汇报回来后,方槐就组织人把轰炸机的弹舱封掉,战斗机挂上假弹。他选取了几名政治上十分可靠的飞行员,让他们挂实弹。之后的20多天里,他带领飞行员每天紧张训练。
1949年10月1日,凌晨3时方槐就起床赶往南苑机场。当时北京城已经戒严,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5时整,方槐已经坐在飞机里,一切准备就绪。离受阅开始还有很长时间,他不时地下来活动活动。终于等到总指挥起飞的命令,方槐最先起飞,因为他驾驶的教练机速度较慢,先起飞后受阅。在通县上空,所有飞机集结编队,向天安门方向飞去。看到天安门时,方槐和战友们三次推拉机头,向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敬礼。
受阅完成后,携带实弹的几架P-51战斗机按原计划留空担负空中警戒巡逻。方槐带领其他飞机在首都城区、郊区散发建国庆典传单。方槐还驾机带上电影摄影师,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上空拍摄开国大典的盛况。
事后,苏联专家对方槐说:“以你们这样的条件,做到这样真不容易。”
10月1日晚上,方槐没有参加国庆晚宴,而是守在电话机旁边值班。那一夜,他兴奋得一宿没睡……
新中国13次国庆阅兵
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
1950年:国庆一周年阅兵
1951年:国庆二周年阅兵
1952年:国庆三周年阅兵
1953年:国庆四周年阅兵
1954年:国庆五周年阅兵
1955年:国庆六周年阅兵
1956年:国庆七周年阅兵
1957年:国庆八周年阅兵
1958年:国庆九周年阅兵
1959年:国庆十周年阅兵
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
1999年:国庆50周年阅兵
王普、王经国、 张国华 、孙彦新 、王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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