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设计了国徽

　　很多年中，我们没有考虑过设计者的存在———天安门(装饰设计)、国徽，早已成为某种神圣的象征，至于谁是它们的设计者，似乎并不重要；甚至，我们觉得它们不是设计出来的，它们原本就在那里，不需要设计。

　　直到我们结识张仃，才惊讶地发现我们的童年记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影响。我们一次次在《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蜡笔画上重复他的设计：高高的城楼上，八个宫灯，八面红旗。我们甚至笨拙地把红旗飘动的方向画得左右对称，东西相反———既违反常识，又是拙劣的窜改。天安门成了我们最明亮的记忆。很多年中，我们都认为毛主席就住在天安门上，一到国庆节，他就出来向群众招手。我们那时积攒的老邮票，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这些纪念邮票，《天安门图案》这些普票，甚至轰动一时的鸡年生肖票等，居然都是张老的设计，这些要到很多年后，才被我们知道。

　　有人说天安门城楼的装饰设计由两个日本人完成，有人把国徽的设计归于梁思成、林徽因的账下，他从不辩驳什么。它们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图腾，至于谁是它们的设计者，似乎并不重要———他会这样想，也许。

　　21世纪之初，国徽设计的公案又浮出海面。许多当事人，许多报刊，都发表了彼此矛盾的观点。林洙在《建筑师梁思成》一书中延续了梁思成、林徽因为国徽设计者说，任继愈认为是高庄，也有人说是张仃。

　　逼仄的客厅里，堆满了书籍资料。台灯的光晕，使他的白发格外醒目。在我们的再三逼问之下，张老终于开始回忆五十多年前的时光———昔日那个激愤、悲观和忧郁的漫画家，正沉浸在革命成功的大喜悦中。他看到了山河一片大红的祖国，也看到了欣欣向荣的希望。1949年，张仃应周恩来之邀住进中南海，负责对怀仁堂、勤政殿的改造，并愉快地承担了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政协会徽，以及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设计装饰的重任。

　　1949年7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公开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示》，对国徽的设计提出三点要求:一，中国特征;二，政权特征;三，形式庄严富丽。

　　据1949年8月5日下午三时半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召开的政协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当时已经收到设计稿28份，但皆因不符合上述三条原则而被否定。于是，成立了两个专家小组设计国徽，一个是以林徽因为首的清华大学营建系专家小组，另一个是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专家小组。

　　张仃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用天安门做国徽主要图案的设计思想。这一设计思想以后逐步得以完善。而梁思成则坚决反对以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图案，而主张以璧为国徽图案。从中央档案馆，我们查到了两个设计小组阐述各自设计理念的重要史料，大体可以了解当时双方的论争。

　　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拟制国徽图案说明》全文为:

　　拟制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构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也可以说，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齿轮，组织略成汉镜的模式，旁用嘉禾环抱，下面以红绶穿瑗为结束。颜色用金、玉、红三色。

　　璧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器，周礼:“以苍璧礼天”。说文:“瑗，大孔璧也”。这个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瑗。荀子大略篇说:“召人以瑗”;以瑗召全国人民，象征统一。璧和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温和，象征和平。璧上浅雕卷草花纹为地，是采用唐代卷草的样式。国名字体用汉八分书，金色。

　　大小五颗金星是采用国旗上的五星，金色齿轮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农。这三种母题都是中国传统艺术里所未有的。不过汉镜中的连弧纹，与齿纹略似，所以作为齿轮，用在相同的地位上。汉镜中心常有四瓣的钮，本图案则为五角的大星;汉镜上常用小粒的“乳”，小五角星也是乳的变形。全部做成镜形，以象征光明。嘉禾抱着璧的两侧，缀以红绶。红色象征革命。红绶穿过小瑗的孔成一个结，象征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红绶和瑗结所采用的摺纹样式是南北朝造像上所常见的风格，不是西洋系统的缎带结之类。

　　设计人在本图案里尽量地采用了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以表现我们的民族文化;同时努力将象征新民主主义中国政权的新母题配合，求其由古代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图案;彩色仅用金、玉、红三色;目的在求其形成一个庄严典雅而不浮夸不艳俗的图案，以表示中国新旧文化之继续与调和，是否差强达到这目的，是要请求指示批评的。

　　这个图案无论用彩色，单色，或作成浮雕或做成钢印都是适用的。

　　这只是一幅草案，若蒙核准采纳，当即绘成放大的准确详细的正式彩色图，墨线详图，和一个浮雕模型呈阅。

　　集体设计

　　林徽因　雕饰学教授，作中国建筑的研究

　　莫宗江　雕饰学教授，作中国建筑的研究

　　参加技术意见者

　　邓以蛰　中国美术史教授

　　王逊　　工艺史教授

　　梁思成　中国雕塑史教授，作中国建筑的研究

　　1949年10月23日

　　张仃也拿出了他的设计方案。他在《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中阐述道:

　　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红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

　　三、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国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梁思成反对张仃以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图形的方案，主要理由是:一，天安门是具体建筑物，不宜成为徽标图案，否则像一幅风景画，不够严肃;二，天安门是封建帝王的象征。

　　对此，张仃在他所附的《设计人意见书》中作如下表述:

　　在国徽草案设计过程中，因清华大学梁思成诸先生亦在进行设计，为互相充实设计内容与表现形式，故一度交换意见，对梁先生之设计理想，颇表钦佩，我们的设计接受了梁先生很多宝贵意见，但与梁先生意见相左部分，仍加保留。故附上意见书，作为补充说明;

　　一、关于主题处理问题:

　　梁先生认为:天安门为一建筑物，不宜作为国徽中构成物，图式化有困难，宜避画成一张风景画片，要变成次要装饰。

　　设计人认为:齿轮，嘉禾，天安门，均为图案主要构成部分，尤宜以天安门为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世界各国国徽中画地理特征的风景画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

　　二、关于写实手法问题:

　　梁先生认为:国徽造型最好更富图式化、装饰风，写实易于庸俗。

　　设计人认为:自然形态的事物，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变成艺术品，但加工过分或不适当，不但没有强调自然事物的本质，反而改变了它的面貌，譬如群众要求的嘉禾式样是非常现实的，又非常富于理想的，金光闪闪，颗粒累累。倘仅从形式上追求，无论出自汉砖也好，魏造像也好，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美感上的要求的，写实是通俗的，但并不是庸俗的。

　　三、关于承继美术历史传统问题:

　　梁先生认为:国徽图案应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多采用民族形式。

　　设计人认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应该是有批判的，我们应该承继服务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这是原则，更重要的:不是一味模仿古人，无原则歌颂古人，而是“推陈出新”。

　　梁先生认为:国徽中彩带仿六朝石刻为高古，唐带就火气重了。

　　设计人认为:六朝的，唐的石刻造型都可取法，看用于什么场合，有些六朝石刻佛像彩带，表现静止，确是精构，倘用在国徽中，就太静止了，而唐之吴带是运动的，所谓“吴带当风”，国徽彩带采用这样精神，正适应革命人民奔放感情的要求。

　　四、关于色彩运用问题:

　　北京朱墙、黄瓦、青天，为世界都城中独有之风貌，庄严华丽，故草案中色彩，主要采朱、金(同黄)、青三色，此亦为中国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识分子因受资本主义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画影响，厌此对比强烈色彩，认为“不雅”(尤其厌群青色，但不可改为洋普蓝，及孔雀蓝，否则中国气味全失，且与朱金不和。)实则文人画未发展之前，国画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画，再早汉画，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至今仍热爱此丰富强烈色彩，其次非有强烈色彩，不适合装饰于中国建筑上，倘一味强调“调和”，适应书斋味，一经高悬，则黯然无光，因之不能使国徽产生壮丽堂皇印象。

　　设计者:张仃

　　提供技术意见者:张光宇　周令钊

　　助理绘图者:曹肇基

　　通讯处:中央美术学院

　　1950年6月15日现在看起来，张仃当初的构想大多数都体现在沿用至今的国徽上。应当说，张仃是国徽的创意者，而林徽因等则为其最终完善者。周恩来亲自找梁思成谈话，说服他接受张仃以天安门为国徽主体的设计方案，并委托清华大学营建系最终完成国徽图案的制作(参见《国徽诞生记》，《文汇报》1995年10月17日)，这不仅因为画家绘制的天安门仅为目测而非实测，比例不准，而梁思成、林徽因30年代在营造学社工作时曾亲自测绘过天安门，清华营建系的制作技术手段在国内又首屈一指，同时也表现出周恩来高超的领导艺术，使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设计最终由两个小组集体完成。而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一枚国徽，则是张仃亲自跑到前门外，找到一位雕刻师傅，制作的一枚木制国徽。

　　张仃从未出面澄清过关于国徽设计的一些传闻，如果不是从档案馆查到当时两个小组的设计说明，我们甚至无从知道曾经有着两种方案之争。祝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