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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严培明:我用孤儿的眼光去看整个世界

　　毛泽东、奥巴马、麦道夫……以当代标志性政治人物为创作对象，同时又关注弱势群体、父亲这样身边的人，画家严培明也如他的创作对象一样，带着画家对时代的敏感又有着上海人本能的精明。旅法近30年，严培明仍认为自己是“文化的孤儿”

　　本刊记者/杨非 万佳欢

　　这是一个侵略性极强的展览，置身严培明的《童年的风景》的巨大展览空间，犹如进入正在运转的飞机引擎舱。强劲的声浪和气流扑面而来，34面被鼓风机吹得哗哗作响的旗帜列成两排，呼啸的风声叠加在一起，让近在咫尺的人们也要呼喊才能彼此听到。管理员们戴着降噪耳机走来走去。旗杆是倒置的，固定在离地面一米的地方，上面画着鲜明严培明风格的灰黑色调的孩子面孔，他们的脸在巨大的气流里战栗、扭曲，宛若在挣扎、呼喊。

　　位于北京798的尤伦斯艺术中心的大展厅向来没法被一件作品填满，2500平米的空间，从开幕的《八五新潮展览》到后来的一系列展览，这里要么是群展，要么是个人回顾展，但严培明6月到10月展示的这一气势汹汹的作品借助声音的力量不仅装满了整个展厅，甚至要溢出去。令人不安的巨大声响让观众心理紧张，当展厅的门在身后关闭，将那些呼啸倏然隔离，很多人会忍不住舒一口气。展览方称，这一作品“将有关贫穷、饥饿、不平等、战争等问题以人物肖像的形式作出艺术家主观的阐释”。

　　这被称为是画家严培明的第一次装置尝试，而艺术评论家费大为称赞这是画家做装置来控制空间比较成功的案例。居住在法国小城第戎的严培明是在法国成功的华人艺术家之一。他出生于上海，父亲以杀猪为业，高中毕业考上海工艺美校落榜，1980年左右来到法国，边打工边学习艺术。他后来发展出具有攻击性的绘画风格。严培明的画几乎摒弃了色彩，大多以黑白二色来创作尺幅巨大的肖像。《中国新闻周刊》记者5年前在他位于第戎的工作室曾经目睹他的工作，身着工装裤的他面对画布发起冲锋，像一位拿着长刷的堂·吉诃德。他在画布面前大动作的涂抹如同一个粉刷匠。他完成一幅作品的速度很快，有时只需要一两天。本次《童年的风景》的策展人，也是尤伦斯艺术中心馆长杰罗姆称那是“剧烈运动”，“与其说是一个绘画家，不如说是一个行为者”。

　　严培明钟爱死亡题材，不久前他刚刚在卢浮宫做过一个展览，名为《蒙娜丽莎的葬礼》，与达·芬奇的原作仅距离30米，那是一幅充满解构意味的作品，蒙娜丽莎在他的笔下眼含泪水，两侧是严培明垂死的自画像，对面则是他衰老的父亲的画像，仿佛在见证儿子的死亡。据称这是卢浮宫第一次给活着的艺术家整整一个厅做个展。但卢浮宫，在这之前他只来过一次。他称那为“艺术的坟墓”。

　　严培明的创作在1987年从画毛泽东开始，后来他画李小龙，画佛像，画一些伟人比如奥巴马，也画自己的父亲，画死去的自己，画一些底层的小人物。

　　在已经是“观念为王”的法国当代艺术界，严培明为何能取得成功，艺术评论家费大为认为，严培明的聪明在于为自己定下“将错就错”的策略。严培明在学校里学习时，老师已经都是观念艺术为主，严培明却把自己在中国学习到的一点点学院派的绘画发展到极致,“ 这在法国人看来有点像外星人”, “严培明确定，当代艺术其实是一个补漏洞的系统，你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东西，你就有了自己的地位。”严培明自己曾经说过，搞画画要有点傻劲，不能追求立即成功。

　　49岁的严培明留着灰白的长发，几年前胖的时候，戴着粗大金项链、抽着雪茄的他被人说像是唐人街上的大佬，现在他瘦了下来，乍一看劲头倒像西毒欧阳锋。与作品给人的攻击感不同，严培明其实是个和善的言谈者，他有些口吃，说话有时会有些吃力。被质疑的时候，很容易就结结巴巴讲了实话。但严培明毕竟是个上海人，有人说他在法国人际关系处得“左右逢源”。据说早年有一次税务官查他税，这在法国是让人万分紧张的大事，但严培明用糖醋小排骨搞定了他。随后，他用糖醋小排骨搞定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第戎地方官员。

　　观众看到的永远是活着的小孩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要做《童年的风景》这个展览？

　　严培明：一年前就有来北京办展览的想法。我不想办成一个回顾展——我50岁还不到，这样好像有点过早地终结自己的创作。在北京我一定要做一个新的东西，那么多人还不认识我，我不想再重复他们的想象力。

　　这样一来，就没有运输问题，要现场作画。可是怎样填满尤伦斯中心那么大的空间？我想到了把画放在中间，用半透明的布作画，正反面都可以看到。于是画了很大的旗帜，旗杆倒挂。而旗帜应该是飘起来的，所以上面有马达，还找了专门做旗杆的厂去试验风力要有多大。这个展览原来的名字就叫做“下半旗”。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展览的介绍是“严培明第一次脱离画布、尝试装置艺术作品”。但按你刚才的说法，做成这个样子实际上是为了填满空间而被迫做的一个选择？

　　严培明：很多人都想把你放在一个框框里。对我本人来说，这不属于装置艺术，只是一种布展的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从很早开始，孩子就不断地成为你画作的主题。我所知的就有你画过南非索韦托的孩子，法国最穷社区圣丹斯街的孩子，为什么这次还是用孩子？

　　严培明：我很爱小孩，他们是人类沿袭和发展的必需品。画小孩永远是没错的。

　　开始作画时，工作人员从协和医院弄到了很多新生儿的黑白照片，他们都是孤儿，脸上有很多管子、纱布。从中我得到一个灵感。父母为什么愿意抛弃小孩？对父母来说，刚出生的婴儿是他们新的希望。按照人的本能来说是不会的，里面总会发生一点什么悲惨的故事。我要讲的就是人性的关系。在旗帜飘起来的时候，小孩都在动。

　　中国新闻周刊：感觉这次你笔下的小孩是在挣扎、面孔扭曲，好像处于一种痛苦的状态里。

　　严培明：小孩都是以哭的方式出生，从来没见过新生儿大笑，中间会有一个对比。基本上我的作品都不想表现开开心心的东西。我的调色板永远是灰色的调子，这样的方式会被人们记住多一点。

　　中国新闻周刊：旗子飘起来的时候，现场的表现力跟你原来的构想有不同吗？

　　严培明：我原以为旗帜是在微风中飘啊飘的感觉，没想到会像台风一样那么强力、有那么大的声音。风必须大，否则那么大的旗帜肯定是吹不起来的。

　　其中我造了另一些故事：风吹起来的时候旗帜飘，像美好生命的展示；当机器一关，就像下半旗，变成了一个坟墓。

　　一个人的人生，留在世界上的很可能只是很短暂的一刹那，童年就更加短暂。

　　当然大家看不到静止的旗帜——旗帜不动的时候已经闭馆了。观众看到的永远是活着的小孩。

　　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用风吹，布就会损坏。可能你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作品能持续多长时间？因为每一次展示对它来说都是一次损耗。

　　严培明：是的，旗帜吹久了会有严重的伤痕，有的裂口长达10公分。我想到一个办法——找裁缝帮忙缝一缝，就像一个小孩砸破了头，医生给他缝针一样。

　　当初我画小孩的时候，把照片上的纱布、头被扎过的痕迹全都拿掉了，因为不想让人们看到他们是医院里的或是生病的小孩。旗帜缝补过后，居然又像孩子的脸上贴了块大纱布，当时拿掉的东西、那种头破血流的感觉又都回到作品中来了。

　　既然做了这个展览，就要完全接受旗子的被毁。就像生命的开始和结束。

　　三代人、死亡和标志性人物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你喜欢小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你跟小孩子交流得好么？

　　严培明：一点都不好。面对很小的小孩时，有时我是不知所措的，我害怕他们。在想象中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但我没这个本事，只好想办法弥补，画出来让我感到更自由、更有东西要说。我就是一个现代的、“好龙”的“叶公”。

　　中国新闻周刊：以此类推，你不停地画自己的父亲，也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跟他达到真正开放的交流？

　　严培明：对，我用这样的方法来弥补。我跟我父亲从未好好交流过，可能我是怀着一点遗憾的。他是一个淳朴的老实人，活着就是为了我们几个小孩。以前他老上夜班，凌晨一点出门，早上十点左右回来，吃完饭后就睡觉。我们十几米的小房子，四个小孩，他哪里睡得着？我想他的身体就是这样毁掉的。

　　后来他身体不是很好。怎样使他的生命延续？我开始画他的肖像。他2003年去世，但直到现在我还在画他，比如去年年底卢浮宫画展的作品中。

　　在我脑子里，爸爸还没死。父亲在的时候，你永远是个小孩；父亲的死亡也象征着下一个轮到你了。当然事实告诉我他是死了。他会永远陪伴我的画，小孩、我、父亲，这样三代人的主题会陪伴我一生。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死亡的浓厚兴趣来自于什么时候？

　　严培明：我差不多10岁时，经历过身边三个女孩子死亡，都是漂亮的女孩子，我记得很清楚她们父母的嚎啕大哭和完全崩溃。初中时，我就照着生物课的石膏模型画过很多骷髅头，那时候这像西方禁物一样。真正画死人是从2002年前后开始的。

　　我很怕死。一个人的一生真的太短，时间每天都在不停地飞走。但是我已经知道自己一定会死，怎么可能回避？只能挣扎着接受。

　　我到现在还是无神论者，死亡对我来说太神秘了。我不断想象死亡的感觉，完全是自虐式的，还画过一幅自己上吊的场景。其实画出来也减轻不了我心中的恐惧，算是一种自我安慰吧。

　　中国新闻周刊：你画过很多标志性的人物，比如毛泽东、李小龙。一开始为什么选择毛泽东？

　　严培明：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像毛泽东那样，被印刷过那么多次。全中国人的家里都有他的头像，他的形象是全世界都熟知的一个形象，用画去表达，他才会永恒地被记住。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是不是会考虑：选择一个容易被辨识的形象，让自己更容易被人接受？这是一个策略性的选择吗？

　　严培明：这个策略大概是，怎样利用毛泽东的形象为我……(让毛泽东为你“服务”？)对。刚开始没有名气，大家都不知道你的存在，我如果画我父亲，大家也都不知道我父亲是谁吧。过去我们画宣传画宣传毛泽东；我到了法国就倒过来，用毛泽东的形象来宣传我的存在。1991年我的第一个个展就是关于他的，名字叫做“通过他的历史我的故事刚开始”。

　　中国新闻周刊：确实，毛泽东开启了你的故事。后来你又选择了一些名人，比如奥巴马、麦道夫，你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严培明：奥巴马竞选以前，我就已经画好了他的肖像画。我希望他当选，一个黑人当了美国的总统，象征着人是平等的。麦道夫是个骗子，而我觉得他本不想做骗子，只是在输掉的同时不能自拔了，就像赌徒。我发现这是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弊病。

　　每个作品我都有一个想法，但有时不一定有充足的理由，只是凭直觉。

　　“这次展览是个骗局”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么？

　　严培明：我不参政，我只是关注。人活着的时候一定要关心周遭的发展，不与社会接轨肯定不能书写新的历史，而只能是回忆过去的记忆。

　　我不会把政治观点放进作品。我想我不是一个“政治画家”，只是一个记载历史的“历史画家”。包括毛泽东、奥巴马，我都没把他们当作政治题材来处理，他们只是我记忆中的一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奥巴马和麦道夫都是新闻人物，都是时髦的、主流的话题。而在某种意义上，整个艺术史的发展其实都在不断地挑战主流的意识形态，以这个标准来说，你是否在迎合主流的意识形态？

　　严培明：对主流的挑战，现在和过去完全是两回事。以前是改变画风、改变社会，而现在只是怎样在缝里打它一拳。

　　中国新闻周刊：“打它一拳”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呈现的？比如尤伦斯这次的展览，你的主题很顺着他们啊，世界是和平的，孤儿是需要被关怀的，人类是孤独的……

　　严培明：(沉默)这个采访和我在法国做的采访是有一些区别的。在中国，永远不能讲心里话和老实话，否则别人就会来找你的麻烦。我回来后，一下子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状态。小时候，家长永远会跟你讲，这个话、那个话不能说……童年的记忆又回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意思是之前关于这个展览的一切都不是实话？

　　严培明：其实什么“孤儿代表了希望”，整个是个骗局。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要设这个骗局？

　　严培明：(笑)本来是以“下半旗”作为题目，后来改为“童年的风景”，我妥协了。其实我觉得人类没什么希望，走下去就是一个悲惨的世界。人类就活在一个骗局当中。这个展览，完全是我自己在骗自己。

　　观众看到希望的话，他们也不会感到上当受骗。我并不是在给观众一个幻觉。我们的社会永远会给人们一个美好的故事——几十年来都是，打开电视、报纸，看到的头条新闻永远都是大好形势……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的对话里，你对这次展览的解释有版本A和B。

　　严培明：你可以都写上。世界上每个人都是麦道夫。这都是一种想象的东西，我又不是画现实主义题材的画家。

　　中国新闻周刊：无论如何，这次的布展方式对你而言是一个突破。这次的经验会不会让你以后做更多的尝试？

　　严培明：未必。其实这次是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做的，预算很少。(嘿嘿笑)我刚刚讲不想开回顾展，其实不是不想，是因为没有钱运输，也没钱做分隔墙。

　　“我永远是一个孤儿”

　　中国新闻周刊：5年前你曾经接受采访说，中国人是文化孤儿，觉得自己没有成功。5年过去了，前一段《费加罗报》做调查，你是法国人最喜欢的艺术家之一。现在你还是坚持自己那些观点么？

　　严培明：当报纸上连续宣传你3个月，观众肯定会记住你。这只是对某些人的片面民意测验。艺术家永远不能跟着大众走，我不会讨好观众，也不会讨好自己，我应该做我该做的事情。

　　我永远是一个孤儿。我想这是最好的定义，这样我会活得很轻松。我用孤儿的眼光去看整个世界，既不代表法国、也不代表中国。我就代表严培明。

　　我是从来没有成功感觉的一个人，也永远不会有。每次画画、对付采访，我都像一个初学者，认真准备、诚惶诚恐。要么就不做，要做的话都一定要收获成就感。

　　中国新闻周刊：以这样“没有什么做不成” 的心态，如果当时你没有离开中国，也应该会做得很好。

　　严培明：呆在中国的话我会一无所有。我没考上美院，再认真也考不上。而在中国，上美院是必经之路，当时的中国是没有自由画家的，跟法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

　　在中国，我永远是内心自卑的一个人。一回到中国我就老老实实；而到了国外，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我为什么要画画？那是因为我从小结巴，一直在寻找用另外一种不用讲话的语言来代替我的自卑感、代替我的不能表达、代替人和人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