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17日电  最新出版的《中国人大》杂志刊登杨振亚口述、夏莉娜执笔的文章《我用镜头记录历史时刻》。全文如下。

　　1949年9月的北京，全城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之中,新中国就要诞生了。那时，我在华北军区政治部画报社任摄影记者，参加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的采访，还被派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了开国大典的盛况。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是开国大典前的重要活动。大会一开始，我们就住进中南海。当时的摄影科设在中南海东8所的一排平房里，离政协会议的大会场怀仁堂和小会场勤政殿很近，同时又紧靠大会秘书处和新闻处。由于会议是在室内进行的，对于摄影来讲光线不够，再加上那个时候的摄影设备都比较落后，就更增加了拍摄的难度。拍摄时，为了获得较好的光线，我一般是借助当时在场拍摄纪录片的同志打的电影灯光，但是有些时候还是不能满足摄影的需要。当时的闪光灯是一次性的小灯泡，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不会选择用它。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怕麻烦，也不仅是因为小灯泡昂贵，而是我们要为中央首长们的安全考虑。这种小灯泡在使用的时候有可能爆裂，尽管这种爆裂的几率是很小的。给中央首长拍摄的时候距离又都比较近，所以使用时特别小心。

　　曾有好多人问过我，有没有和领导人合影。我竟然从来没有想到给自己留影，在采访中，在会议休息时，有很多机会，也可以要求和领导合影，但我从来没想过要这样做，只想着不能打扰领导。当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都很平易近人。记得一次在政协开会期间，毛主席从休息室出来，在外面采访的记者们走上前去问候主席，主席就与记者们聊了起来。一位女同志穿着凉鞋，主席就诙谐地说:‘你这鞋好啊，空前绝后。’大家都被逗得大笑起来。我还抓拍了这张照片。

　　当年9月底，我得知自己被批准上天安门采访开国大典，非常兴奋。新中国刚成立，新闻媒体很少，被批准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的只有三个人，除了我，还有陈正青和侯波。陈正青当时是东北画报的摄影记者。侯波在中南海摄影科，她负责拍资料不发稿。 因为那几天还要参加政协会议的摄影报道，时间比较紧。所以只有在10月1日的上午才有时间去天安门城楼看看拍摄环境。那天虽然是阴天，但光线条件还不错。结合光线条件，我仔细地观察了天安门城楼及周边环境，将光线、角度、方位等拍摄要点一一记在心里。

　　10月1日中午，我在中南海匆匆吃过午饭，背着两台宝贝照相机(一台是35MM可拍36张的莱卡牌相机，一台是120MM可拍16张的蔡斯牌相机)，准备了三卷黑白胶卷，提前了近一个小时来到天安门城楼上。当时，我们用的胶卷都是从中国香港买回来的原装胶卷，比较珍贵。所以每按一下快门，就要争取抓住重要瞬间。下午2时55分左右，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在金水桥之南大约50米处，以华北军区军乐队为主组成的联合军乐队奏响了《东方红》乐曲，广场上人群欢声雷动。而在我耳朵里只有按动快门的咔嚓声。

　　当时，我被安排在毛主席的右侧大概两米左右的位置。在整个大典进行的过程中，我基本上没有怎么移动过。因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随便移动一下是会挡住人民群众视线的，再一个就是上面也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只有在拍摄游行群众和阅兵的一些照片的时候，才会做较大范围的移动，那也是在两米之内。

　　天色渐暗，三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整整拍了三卷胶卷，直到自然光线已经不能满足拍摄需要了，我才收起相机。当晚便将拍摄底片送到了华北军区画报社进行冲洗。第二天，拿到了自己在开国大典上拍摄的照片。其中有十几张是自己十分满意的。

　　杨振亚简历 1924年出生，河北蠡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革命后长期在部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1948年调华北军区画报社任摄影记者。参加了1949年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摄影报道。1950年任《解放军画报》社摄影记者，同年作为随军记者赴朝鲜。1951年任华北军区报社副社长。1952年调总政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