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1日，在首都天安门广场盛大的阅兵式中，一支由130余架作战飞机组成的空中梯队，编成整齐威武的队形，由东向西依次掠过正阳门箭楼，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把阅兵式的雄伟气氛推向了高潮。观礼台上的赞叹之声不绝于耳:新中国成立仅两年，竟有如此规模的空军！

　　1949年开国大典，仅有我军少数飞行员驾驶17架起义和缴获的美制飞机参加受阅；1950年国庆又是以少量飞机重复两次通过天安门接受了检阅；建国两周年，竟出现了一支由轰炸机、强击机、歼击机等多机种、多梯队组成的空中受阅部队，它向全世界宣告:年轻的中国空军已初具规模。

　　一

　　1949年11月1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天，中央军委即颁布命令，以陆军第14兵团机关为基础，组建了空军领导机构，宣告中国人民空军这一军种的诞生。同时，大批优秀青年从陆军，从南京军大、北京华大、南下工作团等四面八方选入空军，分别云集到哈尔滨、长春、锦州、济南等地的六所航空学校，开始了紧张的飞行训练，一支以陆军为基础组建的人民空军从此形成。

　　我是1949年6月从北京华北大学选送到长春老航校，后又转入哈尔滨第一航空学校接受空中领航训练的新兵。入校不几天，就观览了第一批国际主义军援作战飞机转场的盛况。

　　当时，学校尚未开课。一天下午，忽听远方马达轰鸣，大家闻风而动，齐奔机场。只见一队队编成横队的依尔-10强击机，以矫健雄伟的英姿，低空掠过机场，而后解散着陆，机上走下许多飞行员，个个身材彪悍、蓄着各式胡须。经过短暂停留、加油、用膳后，他们驾机又向我国内地飞去。如此一连数日，先后又有拉-9歼击机、杜-2轰炸机、乌得伯教练机等各型飞机过往或留驻本场。当时我们还说不清机型，只是怀着好奇而又羡慕的心情，观览这一幕幕的镜头。当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能驾驶它们翱翔在祖国的蓝天？

　　二

　　1949年12月1日，紧张艰苦的飞行训练开始了。刘善本同志任我们的校长，姚克佑同志任政委，苏联专家任教官，国民党起义人员任助教，我们这些人以前从未靠近过飞机、被政委称作"武盲"的青年一开始就完全沉浸到航空技术的海洋中。

　　但是，掌握新技术并非易事:由于文化水平低以及语言不通，我们感到学习理论非常吃力。此时，校领导为了不使一人掉队，大力组织"互帮互学活动"--假日和课余时间全部用来补课互助。加之当时保密规定甚严，使我们过上了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我入校一年多，没有上过一回街，也没有写过一封信。

　　相继而来的是飞行中遇到的空中呕吐、训练进度过快等困难。经过努力，我们很快适应了空中生活和紧张的训练。为了提高时间利用率，争取每个飞行日多飞几个架次，我们总是头顶着星星进场，太阳还未升起时就已起飞，一直练到日落。如此日夜兼程，终于在1950年底完成了速成课目，毕业出校。

　　当时，我志愿军地面部队已入朝参战，急需空军支援。我们首批出校的飞行、领航、通讯、射击学员当即被调往四平机场，组建起一支年轻的轰炸航空兵部队，装备了苏制杜-2轻型轰炸机。飞行员均很年轻，有着娴熟飞行技术的吴恺师长三十几岁，"三八式"的飞行副团长张文亮仅26岁，我们则是20岁上下。但是，战备训练伊始，大家就摩拳擦掌，请战书像雪片一样呈送给师党委。飞行训练也由驾驶技术为主转为战斗技术为主，每日都是练习轰炸、射击。同时还普查了血型，为负伤输血提供依据；发放了跳伞备用的急救包、指北针；核对了家庭通讯地址，以备发送阵亡通知书使用。整个部队笼罩在浓郁的战争气氛之中。

　　三

　　1951年8月初，部队训练正进入不同机种联合演习的高潮，我们突然接到命令:要求我师立即转往唐山机场，参加国庆受阅。

　　全师闻讯，惊喜万分。我们很快完成了转场准备，从四平起飞，沿中长铁路、沈山铁路向西南飞去，祖国大好河山尽收眼帘。当机群越过"天下第一关"后，凉爽的空气一扫而尽，腾腾热浪涌入机舱，气温骤然升高了好几度，下面呈现村连村、庄连庄的新地貌，居民点的面积大大超过了关外地标。两个半小时过去，我们已进驻唐山机场。

　　次日，我们开始熟悉地形，受阅训练随即迅速展开。我当时任22团2大队6中队领航长，由于受阅需要，全中队临时编为1大队3中队。每天编成大队楔队(即品字形队列)按固定航线飞到玉田，再到通县，而后返航。重点训练准时到达和空中编队技术。要求到达通县的时刻正负10秒、2×2的队形(飞机之间保持两架飞机大小的间隔与距离)不差分毫。

　　可是，空中风向风速经常在变，对航行的影响每日不同，领航员要熟练掌握准确测量空中风向风速和调整到达时刻的技能，飞行员要练好保持标准队形的驾驶技术。战友们为了精益求精，大家烈日之下，每天练得汗流浃背。

　　当部队训练进展顺利，士气高昂之际，刘亚楼司令员、常乾坤副司令员等空军领导先后到机场视察。一天，飞行结束后，刚做完飞机检查的一些地勤同志正在树荫下打扑克，刘司令员一行突然出现在身旁。几位同志玩兴正浓，也不知来者何人，没有起立、报告。司令员一行走进宿舍，发现内务也不尽如人意，即要求全师飞行人员和营职以上地面干部紧急集合到会议室。大家集合完毕，刘司令员怒容满面，在讲台前往复踱步，狠批部队松懈自满情绪的抬头。与会人员全都屏息静气、洗耳恭听，师首长快速地做着记录。我当时坐在前排，初次见到空军首长，感到既尊敬又畏惧。我挺直腰板、目不转睛，丝毫不敢动一动。

　　这次会后，全师上下顿时紧张起来。飞行组织、机务保障、行政管理、安全保卫工作都大为加强。针对当时唐山地区敌特残余尚未肃清的情况，机场各要害部位都增岗防范。因为我们是一人一架飞机，所以为了防止不测，连飞行人员到市区浴池洗澡，都在门外设岗警卫。到9月30日检查飞机后，机上所有油箱盖及军械装备的活动部位全部铅封，当夜由营以上干部在停机坪站岗放哨，以确保万无一失。

　　四

　　1951年10月1日终于来到。当日晴空万里，非常适于飞行。上午10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庆祝大会在国歌乐曲声中隆重开始。我们空中受阅部队，分别驻在唐山、杨村、沙河、通县、南苑等机场，飞行员反复校准时钟，静坐舱内，等候起飞。

　　按规定，空中受阅的长机梯队紧跟在最后一个坦克方队的尾后，按轰炸机、强击机、歼击机的顺序和精确的间隔依次通过。起飞时刻按驻地位置、飞机性能和受阅顺序，分别计算。各按不同时刻起飞，沿不同航线出航，准时通过受阅起点--通县县城上空，而后沿内城城墙飞越正阳门箭楼顶空接受检阅。

　　为确保安全，上级规定在受阅航线上，机上人员只准注视飞机，禁止俯视地面。我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虽然知道纪律，但因职责需要，在进入通县上空时，借检查航迹、校对到达时刻为由，沿东长安街往西瞥了几眼。由于长期的空中侦察训练，使我在短时间内基本可以掌握地面的情况。当时的高度为600米，使我看得十分真切:天安门广场上彩旗招展、人群蠕动；十里长街上摩托方队向西驶去，最后一个坦克方队正向金水桥前缓缓开进，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虽然我不能长时间低头俯瞰，但内心无比激动。

　　当我环顾四周时，见大队的九架战机正保持着二乘二的标准队形，犹如浇铸的整体，紧随崔海生大队长，沿着古老的内城墙脊，笔直西飞。

　　因纪律约束，我迅速转移视线，观察时钟，记下这庄严的一瞬——比预定时刻提早了15秒。

　　然而事物总难尽善尽美，可巧最后一个梯队的一架飞机因机械故障未能起飞，只有两架米格—15编队通过。事后听说，当时刘亚楼司令员在天安门检阅台上心中为之一颤。他身旁的一位首长问道:“怎么最后这个梯队只有两架？”刘司令灵机一动，赶忙笑语相答:“这是收容队啊！”为部队打了一个小小的圆场。当机群飞出城区后，我又开始观察地面，掌握转弯时机。此时，机头刚好对正我的出生地——石景山区五里坨村。它西临永定河大桥(水闸)，机群刚好在大桥上空左转弯，我默默地告别家乡，专心引导飞机直返唐山。

　　按师长事前要求，我们从踏上飞机起，直到着陆关掉发动机双脚接地前，始终聚精会神，不得有丝毫松懈。当我们双脚重新踏到水泥地面时，大家立即蜂拥到一起，用尽各种朴素的方式，表达着内心的激情。

　　五

　　10月1日下午我们接到命令:副大队长以上干部立即乘火车赴北京。10月2日，又接通知:全体空勤人员赶赴北京。

　　当我们到达北京，进入空军招待所时，头天进京的干部正笑盈盈地迎候在那里。一打听，我才知道他们进京是赶来参加当晚国庆招待宴会。席间，吴恺师长带领与会干部，走到毛主席跟前，代表全师指战员向毛主席敬酒。

　　3日下午，我们又接到通知: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开会。我们到达会场，见到都是身穿黑皮夹克的同行，才知是专为参加受阅的飞行人员举办的招待会。从各地赶来的数百名年轻的空军官兵，坐满了前后两座殿堂，轰炸师的同志被安排在前殿。席间，朱德、聂荣臻等军委首长都到会祝贺受阅任务的顺利完成。当时，朱总司令身着戎装，步履稳健，看到我们这些娃娃脸的飞行员后十分高兴，遂即席讲话。在提到朝鲜战争形势时，朱老总说:这是一场现代化的反侵略战争，光靠陆军还不行，必须有空军参战。并勉励大家加紧训练，苦练杀敌本领，准备战胜侵略者。一席话，讲得大家心情振奋，恨不得立即飞赴战场。由于只顾听讲、鼓掌，直到宴会结束，我们连筷子还没动一动。

　　10月4日，利用空隙时间，列队游览故宫后即赶回了唐山。

　　次日即接到转场命令:我师的参战请求已获批准，转场直飞志愿军空军野战机场，不再回四平。一个月后，我们大队把第一批炸弹投到了侵朝美军盘踞的大和岛。

　　李清扬 贾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