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毛主席亲手升起五星红旗，掀开了新中国的崭新篇章。其时，担任整个开国大典军乐队总指挥的，是年仅29岁的罗浪。罗浪，抗日战争时期北上延安，就读陕北公学，同年考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师从冼星海等名家。如今的罗老已经89高龄了。“开国大典，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最难以忘怀的一刻。”60年前的那个神圣时刻，至今依然鲜活地印刻在老人的记忆中。

　　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

　　1949年7月，新中国开始筹办开国大典。“当时接到的通知说，我们要进行一次严格的阅兵仪式，由我组建联合乐队。”时任华北军区军乐队队长的罗浪接到任务后，在原华北军区军乐队的基础上，联合了20兵团各部队的军乐队成员，收编了原北平警察局军乐队，组成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

　　虽然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阅兵，但罗浪能感觉到这是一次重要的任务，“从阅兵副总指挥聂荣臻到阅兵指挥部主任杨成武，都再三强调这次阅兵的意义十分重大，要大家‘一切行动听指挥’。聂荣臻还向全体人员发出一道命令：‘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

　　谙熟军乐的罗浪没有想到，为阅兵方队“配乐”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刚下战场就上操场的受阅部队，绝大部分战士听不懂音乐的轻重节奏。

　　为了突出鼓音的“统领”作用，罗浪把大鼓、小鼓都放在方队第一排。这样，不仅排面整齐多了，而且鼓音也突出，便于徒步方队的官兵踏着鼓点前进。这种队形，后来被一直保留下来，并为历届国庆阅兵的军乐队所采用。

　　用我们军队自己的曲子

　　“直到9月初，大家才知道要参加的是开国大典。”罗老说。

　　阅兵式上采用什么乐曲呢?当时有人主张用世界上通用的曲目，有人主张全部采用苏联乐曲。年轻气盛的罗浪则提出要用经改编的我军的某些革命歌曲。

　　几种意见争论激烈。由于阅兵指挥部主任杨成武略倾向于第三种意见，他便让罗浪连夜起草一份文字方案，一并上报到中央军委。聂荣臻批示：“同意用我们军队自己的曲子，请五大书记审阅。”毛泽东随即潇洒地挥笔写下了“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九个大字，周恩来批示：“同意主席的意见。”

　　“180件乐器基本上都是战利品，有美国的、日本的，全是缴获的。”罗老笑着说，9月下旬，所有这些旧乐器全部用酒精擦洗，所有大鼓、小鼓统统喷成了崭新的银白色，来了个“旧貌换新颜”。

　　完美的演奏

　　1949年10月1日14：00，军乐队进入天安门。罗老记得，军乐队就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旗杆下北面，横队20米，纵队10米，而罗老的位置正对着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心。

　　罗浪带领的军乐队当天有三大项任务：当毛主席等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时，演奏《东方红》；开国大典开始时，演奏国歌；阅兵式过程中，演奏阅兵乐曲。

　　“当时没有报话机，当毛主席登上天安门时，城楼上的同志如何通知我开始演奏呢？”罗老笑了笑说：“当时的典礼指挥张致祥急中生智，决定用一块小红绸子，在城墙上向我发信号。14时55分，看到小红绸子的信号后，我指挥乐队奏响了《东方红》。” 　　

　　15时，庆典开始。罗老说，按照安排，当时原本应该是“升国旗，奏国歌，鸣礼炮”。当时的气氛既热烈又紧张，宣布“升国旗”、“鸣礼炮”后，却忘了宣布“奏国歌”。

　　没听到“奏国歌”的指令。等了大约半分钟后，按预定的程序，罗浪果断指挥军乐队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阅兵式开始后，军乐队又奏响了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

　　阅兵结束了，但军乐队的任务还没完成，他们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为群众游行演奏。这一天，罗浪和军乐队整整站了6个多小时。记者 劳韵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