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家族的后人们

　　盛宣怀家族是近代上海的第一豪门。《盛宣怀家族》(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采用纪实文学的形式，在权威档案文献和口述资料的基础上，以文学的笔触对这一家族的史料和历史图片加以整合，艺术地再现一个海派大宅门的百年盛衰。作者宋路霞长期研究近代家族史，在该书中，她独辟蹊径，展示了一幅新颖别致、浓缩了的历史画卷。

　　上海滩最后的“小开”邵祖丞

　　前几年《收获》杂志刊出孙树棻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豪门的衰败》，讲的是盛氏家族抗战胜利之后的衰败景象。文中说，他家与盛家是远亲，有一次他母亲叫他去给这个亲戚送点东西，他第一次踏进了盛公祠的大门。

　　盛公祠位于现在的北京西路万航渡路路口，在汉冶萍公司上海俱乐部旧址的旁边(现已拆，建了交通银行大楼)。孙先生走进去的时候，房子和大门都已非常破旧，墙头和屋瓦上长了挺高的草，大殿被木板分隔成若干间小房间，中间一条阴暗的走道，两边排列着小门。每个小门的门口都堆放着煤球、炉子、柴火筐和乱七八糟的东西，小门里面则挤满了盛家的穷亲戚。这些住户潦倒不堪的窘状，恰恰衬托了这组房子的破败，给人以落日黄昏般的无限惆怅……昔日的荣华富贵，对盛家大多数人来说，已是一个遥远的梦了。

　　笔者曾在胶州路的一个亭子间里，与盛四小姐的长房长孙邵祖丞先生(即邵洵美的大儿子)把茗相对。七十多岁的邵先生当年是个很“海派”的人物，曾与朋友合伙在淮海路陕西路路口，开办一家专售外国唱片的音乐商店，凡是西方的音乐、美术、文学、语言，他均能“一触即发”。平时西装革履，海外新潮无所不知，在时代中学教英语时全部用英语教课，是一个浑身上下都很挺括的小开。然而现在他的居室最多只有十平方米，退休之后靠为学生补习英语贴补家用，岁月已把这位盛、邵联姻的公子哥儿，塑造成一位“亭子间老伯伯”了。

　　讲到家族后来的灾难时，邵先生显得出奇的洒脱，他说:“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嘛，盛家和邵家的风水，大概已转到别人家去了。人家说‘富不过三代’，盛、邵两家到我这一代的上半期，已富了四代了，再往上一代也算是富有的，所以严格来说，我们已富了五代人了，大概应该吃点苦头了吧？人家说‘便宜不可以沾尽’，到了我们这一代，大概就该着把便宜还给人家了……”

　　以这样的态度来解释家族的变迁和盛衰，笔者还是第一次遇见。他在电话里为笔者指路的时候，语气也是一样的平静:“您到了胶州路从我们弄堂走进来，会遇到一个大铁门，那大铁门你不要进去，而要走那旁边的小弄堂，进来向左拐，然后再向右拐，然后再向右拐，一定要找到后门，反正您若找不到号码就问问人家……”

　　当我走上他那摇摇晃晃的、阴暗而逼仄的小木楼梯时，才明白他的处境，那是一个躲在闹市一隅的、几乎是个被遗忘了的角落。回想起以前看到的，从外国报刊上翻拍下来的静安寺道台花园的照片，再举手叩开那扇亭子间的小门，豁然洞开中的邵先生，简直是位历史导师了。

　　在谈到这“风水”在“转”的过程时，邵先生讲了很多场景。他故意把悲凉的故事说得“味淡”一些，可笑一些，尽可能不让听者陷入伤心。他说1950年代，国家要把时代书局公私合营，或者派一名党员干部进来当领导，那时书局已与有关银行家共同主持，银行家们不同意合营或让党员干部来当第一把手。那时时代书局很有特色，出版马列主义的书，也出纯文艺作品。“但不晓得怎么回事，后来有人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写文章骂我们书店，一周一篇长文，都是半版或整版的大块文章。他们这么一骂，我们的书店名声就坏了，办不下去了，只好乖乖地交给国家”。

　　讲到他父亲邵洵美到了晚年，肺气肿病很严重，家里被抄得家徒四壁，又被扫地出门，曾住在原先邵祖丞“顶”下来的一间房子里，父子俩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上，相依为命。那时多亏华东师大的施蛰存先生，每月寄五十元钱来，等于救老爸一命。“没想到后来，姚文元居然也救过我父一次。那是‘文革’以后揭批‘四人帮’时，报纸上登出了姚文元的十大罪状，其中一条是包庇邵洵美。说是1968年，北京的红卫兵本来要把我父亲从上海拖到北京去批斗的，不晓得怎么搞的，居然是姚文元出来制止的，红卫兵没得逞，就是这么‘包庇’了一回。其实那时我父亲都病得快要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