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早年在商务印书馆做过学徒、店员,曾带领职工为维护自身权益同资本家作斗争。为构建工人运动的思想阵地,陈云在1925年11月发起并创办了地下刊物——《职工》。此后,他经常在这本刊物上就社会时局和职工运动的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并使用了一系列颇有寓意的笔名。
当年11月,陈云在《职工》创刊号上发表了《总工会是什么》和《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两篇文章。前文笔名为“怀”,文章指出,总工会代表工人一切利益,领导工人阶级向帝国主义进攻,完成急需的民族革命;后文笔名为“民”,文中号召中国工人阶级应成为领导群众向帝国主义不折不挠进攻的民族革命先锋队。
1926年1月,陈云在《职工》第三期上又发表了《罢工后职工应有的觉悟》和《我们为什么要罢工》两篇文章。前文笔名为“民”,后文笔名为“让”。6月,陈云在《职工》第八、九期合刊上发表《职工与革命》,笔名“一民”。文章认为,广大职工所受的压迫都有政治的关系。为求自由和解放,不得不参加政治革命,并且政治革命工作应先于经济革命事业。7月,陈云在《职工》第十期上发表《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此文收入《陈云文选》并作开卷篇),笔名“怀民”。文中指出,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是民族运动的绝对主力。农民不参加运动,中国革命鲜有希望。如何组织和训练农民,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到民间去”将是今后中国民族运动的重要口号。9月,陈云在《职工》第十二、十三期合刊上发表《和平之路》,笔名“民”。他认为,要永久和平,就要把政权建立在民众势力基础上。国民政府的北伐,正是建立民众政权的初步实施。虽不能说北伐就是民众的武力,但它是中国被压迫民众争取和平的捷径。10月,陈云在《职工》第十四期上发表《自治与民众》,笔名“民”。该文指出,“自治”在中国“实际不是被军阀政客用以压迫民众,即为土豪劣绅之御用把戏”,“真正的自治不仅要用民众的力量来参加自治工作,反抗自治的障碍势力,更要联合接近民众的武力。”
此外,陈云还于1935年秋以笔名“廉臣”在莫斯科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文章以傅连暲的经历为原型,假托一个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之口,详细生动地记述了红军长征的真实历程及红军领导人与人民群众间的鱼水深情。并以第三者的身份宣传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文章写得真实感人,一经问世便在国内外广泛流传。对宣传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陈云早年写的九篇文章,笔名分别为:怀、民、让、一民、怀民、廉臣。从前八篇文章的内容及所用笔名可以看出,当时陈云是从一个基层工人领导的视角,来关注职工的实际工作和生活情况,为劳动人民的切实利益而疾呼。在写第九篇文章时,陈云已经担任了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并且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开展党的工作。以“廉臣”来作为笔名,大概也正是出于廉洁奉公、全心为民的考虑。第九篇文章可看成是他在特殊情况下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特殊贡献。陈云早年的这些文章及其笔名,生动地展现了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深情和关切。面对漫漫长夜的国家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陈云内心充满了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的:“那时确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这个思想对于我影响很大。做店员的人,有家庭负担的人。常常在每个重要关头,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有冲突时,要不只一次的在脑筋中思想上发生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克服,必须赖于革命力量与思想,去克服个人利益的思想。比如,当我在参加革命后,资本家威胁我时,我想到吃饭问题会发生危害,但立即又想到,怕什么?手足健全的人到处去得,可以到黄埔军校,可以卖大饼油条,只要立志革命,不怕没饭吃,归根结底,只有推翻现在社会制度以后,才大家有饭吃。”正是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才使陈云在以后的人生旅程中不畏艰辛,为党和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任劳任怨、鞠躬尽瘁。
薛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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