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决定与四方面军分离，紧急北上

　　9月10日凌晨，万籁俱寂。毛泽东等人率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

　　杨尚昆回忆三军团受命于凌晨2时出发。前敌指挥部作战室墙上有一张地图掉在地上，叶剑英把这张地图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叶剑英则回忆说：“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

　　10日凌晨，前敌总指挥部得知一方面军单独北进，急电张国焘。张国焘于凌晨4时致电中央，称已得悉中央率三军团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回忆说：

　　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使我愣了愣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陈

　　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也不同意红军打红军的陈昌浩，在那封给彭德怀的信中火气十足：“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立即率队返回巴西”。

　　彭德怀把陈昌浩的信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我想他们总会觉悟的。”

　　北进中再次出现险情。险情出自徐向前回忆中何畏向陈昌浩的报告。

　　何畏是红军大学政委。陈昌浩从他那里知道红军大学也跟着北上了，立即命令他们停止前进。红大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接到命令便停了下来。毛泽东等人走在红大前面，见他们停下来了，便也停下来，想问个究竟。

　　来传达命令的是红大教育长李特。李特当过四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脾气急躁，身上从不离枪。他带着人追赶上来，问毛泽东：张总政委命令南下，你们为什么还要北上?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扳机，气氛十分紧张。

　　毛泽东冷静地回答：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北面敌人则较薄弱，这是其一。第二，北上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对李特说：“彭德怀同志率领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在此两军对峙、千钧一发之时，毛泽东再次抬出了彭德怀。李特脾气暴，彭德怀脾气更暴。彭德怀在红军中有猛将之威，这一点连李特都十分清楚。毛泽东这些话使他不能不有所顾忌。李特没有轻举妄动。他只是带回了红大中四方面军的学员。毛泽东对这些又将南返的学员说：“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南下的红大学员，在毛泽东的视野中远去了。北上的毛泽东，在红大学员的视野中远去了。会师刚刚三个月的两支主力红军，在北上大门之前分道扬镳。由此把第二个9月9日，深深浇注进毛泽东的生命。

　　第三个9月9日，是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天下午4时向全世界沉痛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

　　金一南

　　摘自华艺出版社出版的《苦难辉煌》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