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峨的天安门城楼，正对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天安门广场。

　　从天安门到正阳门，南北长880米；从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到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长500米。天安门广场的总面积达到44万平方米，一次可容纳100万人集会活动。

　　天安门广场不是从来就这么大的，为了1959年举行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典，1958年年底才明确了对天安门广场的综合改造方案：保留正阳门和箭楼，拆除中华门。三面红墙连同觉得阻碍交通的东、西长安门一并拆除。嵌在地面上的有轨电车车轨拆除了，空中纵横交错的电线消失了。广场中心干道上铺砌由橘黄、蓝青色花岗岩石组成的人字形路面，长达390米，宽80米，能同时通过120纵队队伍。广场北面，也就是天安门城楼前建成了4个永久型观礼台，容量也从原来的1万人扩容到2万人，广场正南面屹立着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于是，1959年的天安门广场比1954年阅兵时，扩大了2倍半。

　　天安门广场，是中国政治的一个中心大舞台，也是了解中国变化、时代变迁的一个重要“窗口”。

　　整个50年代，每年国庆节，这里都是全中国人民聚焦的中心：阅兵式上滚滚向前的铁流，碧空中编队凌空的战机，都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世界也关注着中国的国庆阅兵式，越来越多的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共享盛典的欢乐。即使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也同样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里，人们从天安门城楼上领导人和宾客的名单变化，从长安街上受阅官兵的装备更替中，捕捉新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的新信号、新走势、新动向。

　　研究了一辈子国庆阅兵的孙国桢，对阅兵式有着不同旁人的感悟。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说：“所有的阅兵式，它的可见层面直接展示的是这个国家武装力量的水平和实力，其实更重要的是展示这个国家执政者的执政能力和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及民众的精神状态和这个民族的文化底蕴。”

　　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阅兵式。

　　那个年代，北京城里一个刚刚20岁的年轻人曾这么真诚而又意气风发地写下这样美丽的诗句：“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无数部队、学校、工厂、乡村的年轻人都将这样自信、乐观而青春飞扬的诗句，抄写在他们的黑板报上和日记本里。

　　不久，所有的、所有的日子真的来了……

　　雨中阅兵军容严整 国产雄鹰翱翔蓝天

　　50年代，作为首都国庆阅兵海军院校受阅方队总教练的孙国桢，尽管每年在阅兵场上“发号施令”，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关键是怎么创建一种新的训练方式，把队列动作建立在符合人体运动生理规律的基础上，让队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走好，而不是一味的除了“苦练”还是“苦练”。

　　孙国桢说，如果现在再回过去想想，可以把那时候改进训练方式的探索归纳为“科学练兵”。可当时，思想还没有到这样的高度，那时候的口号是“政治挂帅”。

　　当然，如果孙国桢不去琢磨怎样改，也是可以完成训练任务的，因为“拔慢步”的训练方法是当时大家认同、普遍实行的方式，全军都在“拔慢步”。而要另搞一套，却会引来非议。更何况，1954年海军的队列还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改变训练方式，没准还要担政治风险。

　　改进一种训练方法是一个漫长的艰苦的过程，50年代，孙国桢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探索，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不断地改、不断地变：对新学员，“拔慢步”还要搞，但主要是达到掌握要领、体会动作的目的就行了，重点放在练好重心前移、重心平稳和重心保持；同时，改“站中练”为“动中练”，以“动中练”为主；等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孙国桢和他的同事们训练出来的方队，英姿飒爽地行进在首都国庆阅兵的行列里。

　　1955年，所有的受阅方队都第一次带上了军衔标志。

　　那年的9月27日下午4点钟，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授衔仪式。毛泽东亲自依次为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颁发了元帅军衔和勋章。我军的十大元帅中，林彪和刘伯承因为健康原因，没有参加授衔仪式。

　　中南海怀仁堂的授衔仪式，结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军无将”的历史。

　　孙国桢是从《解放军报》上读到这个消息的。他们高兴啊，尽管当时全军还没有完成换装，但至少参加阅兵的部队可以换上带军衔的新军装了。

　　1955年，国庆阅兵分列式上，走在受阅队列最前面的，是11岁就参加红军的少将吴华夺。这是国庆阅兵式上首次由一名将军担任阅兵的领队。

　　1956年的国庆阅兵式对全体受阅官兵来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阅兵式在大雨中举行！冒雨游行的群众庆祝游行队伍可以打伞，但解放军不能打伞。阅兵式展示的就是身经百战的人民军队的顽强作风、高昂士气和不屈不挠的坚定意志。

　　记者采访时听孙国桢老人谈到1956年国庆阅兵的大雨时，不免流露出担心的语气，哪知孙老大笑着一摆手：“你们多虑了，下雨怕什么？雨越大，战士们的士气就越高昂。雨越大，越是要走得比其他方队更整齐。”

　　军人的作风就是这么炼出来的。

　　孙国桢老人告诉我们，那时阅兵部队集中在北京训练时，白天训练，晚上除了学习还搞文艺活动，看戏看电影。有一次，在中山公园的露天音乐堂看京戏，下起了大雨，他们的队列一个人也不动。只要台上演员不停戏，他们就不动身，以示对演员的尊重。结果同一出戏，连看了三次，可巧了，三次都下雨，愣是没看完。但这样的作风，演员们都很感动，说：这就叫解放军！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长安街远没有现在这么平整，一场大雨，尽是水洼。但受阅方队经过天安门时，依然步伐整齐划一、口号雄壮响亮、精神十分饱满。他们身上蒸发出的热气，形成了一层薄雾。远看，只见铿锵正步将水花踢得四溅！

　　阅兵结束一看，受阅官兵不仅皮鞋、裤子全湿了，上身也全湿了，腰以下可以绞出水来。

　　但大雨还是带来了遗憾：空中阅兵被迫取消了。孙国桢期盼能在国庆阅兵时看到我军最新国产喷气式歼击机的愿望落空了。

　　这个心愿直到1957年的国庆阅兵式才实现。那天，国产的歼-5歼击机编队飞过天安门广场。它是高亚音速歼击机，最大时速1145千米，最大航程1850千米，实用升限16600米，装有一门37毫米和两门23毫米航炮，其部分技术性能指标不逊于美军“佩刀式”战斗机。

　　1958年，首都60多万群众参加了国庆典礼，这也是共和国举行的第十次国庆阅兵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