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先后成立了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二科是情报科，我父亲当科长。三科是行动科，又叫“红队”，也叫“打狗队”，专门负责营救被捕的同志和处决叛徒，还对敌特组织搞武装斗争。还有一个四科，就是通信科，当时由李强负责。

　　中央特科可以说是我们党隐蔽战线斗争的一大奇迹。我念中学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51号兵站》。我一边看，一边批评那部片子有假。哪有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共产党再厉害，也很难化装成日本宪兵，开着警车去追做迫击炮的钢管。我说它胡编乱造、吹牛。我父亲听到了，就训了我一顿。他说：你懂什么？当时我们就是那样干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凭什么不信？我们当时搞地下斗争，国民党重要人员身边都有我们共产党人。到了后来，发展到国民党的作战厅长都给我们送军事情报，你信不信？我说我当然不信。我爸爸笑了笑，也就不跟我详细讲了，大概涉及到党的机密。这个事情，我到什么时候才信呢？等我长大了，成人了，到重庆工作，当警备区的副司令，我管的干休所里有一个老同志，名叫郭汝瑰，本来就是国民党作战厅厅长，他就给我们共产党送情报，这回我可是彻底信了，真信了。

　　当然，在那之前，我也听说了不少中央特科的工作，一些传闻轶事，各种渠道，听了不少。我越来越觉得这工作太神奇了，太辉煌了。敌人有一点风吹草动，我们就知道得一清二楚。原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大特务头子徐恩曾，他身边就有两个著名的共产党员，两个地下工作者，一个是钱壮飞，一个是李克农，再加上胡底，三个人相互配合，搞到许多机密情报，怪不得国民党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再重要的秘密我们也知道。每当我们的党组织将要受到大破坏，中央特科总能预先知道情况，报告我父亲，报告周恩来，使相关同志及时安全转移。当然也有几次营救不是很成功，或者得知消息晚了一点，组织受到比较严重破坏。但总体来说，当时党中央在上海基本上是安全的。

　　中央特科在政治保卫、镇压叛徒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中央特科的工作可以搞到这种程度，居然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都能在上海开，在闹市中心，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我们还巧妙利用了许多情报关系。像租界里面的外国巡捕，它的头儿，法租界巡捕房里的那个头子，跟我爸是好朋友。他那儿就闹出一个大笑话，就是他让陈赓抓陈赓。他从国民党那里得到消息，要抓陈赓。他没想到跟他交情不错的“王先生”，一天到晚跟他在一起，经常在一块儿吃饭、喝酒的“王先生”，居然就是陈赓。我觉得那真是奇妙，简直就是神出鬼没。

　　总的来看，在世界情报史上，在我们党的政治保卫史上，中央特科的斗争是一大奇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隐蔽战线斗争，功不可没。这么多年过去了，回想小时候挨我父亲的那顿训，现在还是感到刻骨铭心、意味深长。难怪国外的同行也夸奖，说你们中国共产党确实厉害，情报工作，政治保卫工作做得那么好！

　　叶孝慎 本报记者 郭泉真 梁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