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件”和上海货

　　上世纪70年代，聘礼或嫁妆俗称“老三件”，也就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这既是为新人开始婚后新生活准备的生活用品，也是家庭生活水平的体现，所以有这“三件”的婚礼才体面。

　　后来这三件被概括为“三转”，有些女方要求加上“一响”，即收音机。有的家里买不起缝纫机的，甚至要先借一台缝纫机来结婚。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结婚组成家庭的物质条件，表现为：36条腿和“三转一响”。

　　一个家庭有36条腿是当时女性要求未来的新家必须有足够的家具。至于具体品种好像各地都不一样，有些地方把立在墙角的三脚架也算在内，一直没闹明白另一件腿数也为奇数的家具是什么。

　　按当时的生活条件，结婚时能备齐“老三件”已经高兴得不得了，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会买钻石牌手表、凤凰牌自行车和五羊牌缝纫机，这就是当时的品牌货。那时候谁要是骑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无异于现在开着私家车，让人艳羡不已。1979年1月到4月，全国半导体收音机销售额比1978年增长了34.9%，由长期积压变成畅销。

　　新郎俞志民和新娘孔绥红于1978年12月20日结婚，不妨看看他们当时的嫁妆：

　　订婚的时候，还有100元订婚聘金，媒人再把结婚的日期定下，结婚聘金也是100元。

　　接新娘子的前一天，男方根据女方的要求准备好“三杠”，即一杠酒(一坛老酒)、一杠粽子(按女方亲戚的户数)、一杠猪肉(基本上是半头猪)，先期送到女方家里，以便在第二天的喜宴中用。

　　舅妈送了一幅被面，表姐送了一个暖水瓶……绥红一一记下，以备将来还礼。在当时，上了10元可都是重礼，是自家至亲好友才舍得送的。

　　娘家嫁妆的多少，不完全取决于男方聘礼的多少。依当时的“行价”，男方出的聘礼是100元的现金，外加几十斤的被棉、十几丈的布票，或几坛老酒。可娘家至少得嫁上一套圆件(木制的脚盆、马桶等)、床、八仙桌、椅子、凳子、面盆架、丁香柜、平面柜、箱子等木器，六条以上的新被，还有一些瓷器、锡器、新衣服等。为了在场面上好看些，女方的父母会千方百计地为出嫁的女儿挣面子，于是就有了一句戏谑的话：“养囡养强盗”。

　　嫁妆除了床是用手拉车装的，其他的都是壮汉用肩膀挑的挑、扛的扛。新娘子坐的是自行车(路近的就走路，当时用自行车接新娘子是最时尚了)，“驾驶员”就是自行车车主。当时的农村，一个村子要借6辆自行车都很困难，俞志民向外村借了3辆自行车。接新娘子的自行车最好是名牌的“永久”、“凤凰”，就像现在要用“宝马”和“奔驰”一样。

　　上世纪70年代，上海货以品质、款式享誉全国，上海货，就是品牌。

　　那时候物资匮乏，而上海，作为我国轻工业最发达的地方，它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如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还有其他所有的日常用品，不仅经久耐用，而且外观也很精美。上海货是一块“金字招牌”，钻石牌、宝石花牌手表，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牌、蜜蜂牌、标准牌、蝴蝶牌缝纫机，红灯牌收音机……无一不是过去那个时代的骄傲。那个时候，国货就是指上海货，上海货遍布大江南北。

　　外地人只要到上海出差，总会买回一些家里用得上的东西，或者自己去不了，有朋友同事到上海出差，就会托人家帮忙，买回一两件自己需要的用品。

　　一位当时曾在供销社工作、1937年出生的肖汉木老人说：

　　上海并不产烟叶，但有香烟之极品“中华”、“熊猫”；上海并不牧羊，可全国的毛衣毛料又以上海为最。

　　老人告诉记者，那时的“上海牌”、上海货，成为千千万万中国家庭财富的象征，而名牌荟萃也曾是上海的辉煌和骄傲。还有上海的服装、麦乳精、奶糖、的确良、丝袜、白球鞋，都是时尚生活的标志。那时能戴块手表，比现在有钻戒的人还得意。肖汉木当时就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很长的一段时间，戴的时候唯恐别人不知道，经常故意捋高袖管来炫耀。

　　肖汉木老人介绍，上世纪80年代初，他有一个用旧了的印有“上海”字样的黑色手提包，给了在农村的表弟。表弟当时的神情是两眼放光，做庄稼的表弟有事无事便提着手提包四处招摇：“看到吗？上海的！表兄给我的。”就算把提包用破了，在田间地头劳作的表弟总爱用那个包装些种子等小玩意儿。

　　上海产的奶糖是孩子们最钟情的食品，上海的的确良、灯芯绒，都是女孩子眼里朝思暮想的高档货。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纺织品又有了许多款式：夹丝膨体纱、涤纶草绿府绸、薄形弹力袜、仿烤花大衣呢、真丝软缎被面……

　　全国人民都对上海货推崇有加：质量好、款式新、价格合理，几乎没有假货，上海货真正是金字招牌。确切地说，对“上海货”的钟爱，源于上海货的款式新颖，经久耐用，前卫时尚，更源于一种岁月的情结。

　　建国60年民生往事 陈煜编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