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大院的西北角，有一座普普通通的土坯房。几乎每一个到西柏坡参观的人都要在这里留影纪念，土坯房南门口悬挂着的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成为一个标志性符号，在每一个参观者心里永久留存。时隔六十年后，七届二中全会旧址依然以其特殊的历史意义激起参观者无限怀思。如果说，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大院被人形象地誉为“中南海”的话，那这里就是当之无愧的“人民大会堂”。

　　会场原是“大伙房”

　　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截然不同的是这里极其简朴的环境。八月初的一天，前来参观的人们排着队有秩序地瞻仰着这里的一切。抚摸着一排排简陋的桌椅，每一位观众心头都难掩无限感慨。

　　会场并不大，只有一百多平方米，是中央工委时期修建的大伙房。会场布置得非常简朴，正面墙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两边墙上是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主席台是一张旧长桌，上面一条花毛毯上铺放了一张虎皮，为会场增添了一些威严。

　　主席台上有一把藤椅，当年，毛泽东同志就坐在这里作报告。主席台两边的方桌是记录桌，铺着白色台布，主席台前面有四张陈旧的沙发。“会议没有固定席位，一般是年长的、来得早的往前坐。由于座椅不够，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是自带坐凳，开会时带来，散会后再带走。”随着讲解员的讲解，前来参观的人禁不住坐在那些颇具历史感的、陈旧的、各式各样的座椅上，想象着当年，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就是坐在这里筹划新中国蓝图，心里不免涌起一股崇敬之情。

　　主席台对面墙上悬挂着的敌我战略形势图，是向大会的汇报图，是当年军委作战室参谋刘长明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绘制的一张草图。

　　关于当年会场的布置还有这样一段故事：会场是由中央招待所所长陈心良等布置的，最初悬挂的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照片。1949年3月5日那天，毛主席到会场一看便提出批评：开会不要挂我们的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第二天就挂上了四位国际伟人像，可大家议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说法不一，就又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挂在两旁，结果再次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山坡上支起高射炮

　　1949年3月，党中央、毛主席在西柏坡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刚刚落下帷幕，新中国黎明的曙光已在东方闪烁。在这重要转折的关头，我们党决定在西柏坡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大院旧址，南侧是碧波荡漾的岗南水库，北侧是郁郁葱葱的青山。当年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有关部门做了周密的部署，尤其是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从各解放区赶来的中央委员们云集西柏坡，安全保卫措施更加严密。

　　当时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处处长兼中央驻区司令部参谋长方志纯在《难忘的教诲——怀念周恩来同志》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除了准备有关的材料外，连警卫工作周副主席都在管。周副主席详细询问了警卫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等。周副主席关切地问：“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就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我们，以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

　　方志纯报告说，聂荣臻同志安排了足够的兵力在外围把守大门，敌人从地面是进不来的，就怕敌人空袭。周恩来接着说：“要有这个准备，如果敌人空降部队怎么办？”接着，方志纯向周恩来汇报准备工作说：在西柏坡周围五县，除部队外，民兵也进行了组织动员，加强了装备。同时我们还号召群众准备了一些土武器，就是为了打敌人的空降兵和骑兵等。

　　最后，周恩来对方志纯等负责警卫工作的人员说：“这次警卫工作非常重要”，因此，“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不要神秘。”并且帮助他们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还从前线调来了几门高射炮，布置在西柏坡四面山坡上, 高炮营和第63军187师第560团担任外围警戒。会议召开前，周恩来和任弼时还亲自检查了会场的布置情况。

　　土坯屋里绘蓝图

　　六十年前的三月，西柏坡春寒料峭，柏坡岭上尚未消尽的积雪在暖暖的阳光下悄悄地融化，清澈的滹沱河水静静地流淌着。初春的西柏坡，一派生机盎然。

　　从全国各解放区和战场上赶来的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贺龙、陈毅、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习仲勋等党政军领导们裹着一路的风尘，抖擞着战场的硝烟，满怀胜利的喜悦，重逢在这太行山区普通而又伟大的村庄。战友久别重逢，一双双大手紧紧相握，大家不仅对战场上取得的巨大胜利而喜悦，而且为即将建立新中国而憧憬。喜庆的气氛点染了西柏坡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

　　会议开得朴素而又隆重，代表们热烈地讨论着建国方略，共同描绘着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会上，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作了著名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

　　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提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迅速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毛泽东提出了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提出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

　　政治上，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时也要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经济上，毛泽东指出：“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新中国的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外交上，实行“不承认”和“一边倒”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毛泽东用简练而生动的语言概括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郑重告诫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会议从1949年3月5日开至13日，中间“三八”妇女节休会一天，共开了八天的时间。这是一次迎接全国胜利的大会，它为保证中国伟大的社会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都做了充分准备。

　　珍贵影像记录历史

　　“毛泽东身着一件新棉衣，在秘书胡乔木的陪同下阔步走进会场，他神情自若，胸有成竹。随后，那些身经百战、叱咤疆场的首长们一个个走过镜头，他们谈笑风生，脸上流露出从未有过的豪迈和喜悦……”这段关于七届二中全会的画面许多人并不陌生，是那台支在会场大门口的老式摄像机摄录下了这一神圣的时刻。

　　关于七届二中全会的影像资料中，有一段“花絮”令人津津乐道：摄像机用三角架固定在七届二中全会会址门口，门口挂着一块白布帘，代表们从房子后边走过来时，工作人员掀开布帘，代表们依次而入。当贺龙同志走过来时，可能只顾看着摄像机，而走过了门口，又返了回来。录像资料中清晰地记录下了这个情景。

　　这次会议安排了华北军区电影队的工作人员进行影像记录。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队长汪洋派摄影师程默和他的助手韩生义，摄影师苏河清和他的两个助手韩建文、韩德富从石家庄赶到西柏坡拍摄新闻纪录片。

　　据苏河清回忆：当时我正在石家庄，只知道任务较重，根本不知道开的是那么高级的一次会议。接受任务后，我们就出发了。那时我们电影队连马车也没有，就坐着驴车拉着三角架、手摇拍摄机，整整走了一天半时间才来到西柏坡。到西柏坡后才知道是为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服务，心里又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能亲眼看到毛主席他们，害怕的是完不成任务。

　　苏河清说：拍摄会场是很困难的。那时不像现在一个人扛着现代化的机子，一拍就能完事。当时为了拍摄会场下面的场景，我们费尽心思，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来，在开会以前，我们从会场后门进去，藏在幕布后面，把三角架稳固好后，又把幕布拉了个口子，把机头刚好从口子那儿探出去，来回摇着拍。当时屋里光线太暗，胶片感光太慢，借用西窗射过来的太阳光进行拍摄。所以资料片忽明忽暗，不太清晰。

　　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进会场和作报告的照片已被许多人熟知，会场外的一些生活照片也成为见证历史的珍贵镜头。当时担任华北军区电影队摄影师、影片制作股股长的程默对这次任务也有过深情回忆：接到任务，我们随即备好行李、照相器材等设备，顶着刺骨的寒风，于3月3日来到西柏坡。当时我们用的是一个艾姆小型摄影机和一个从苏联买来的基也夫照相机，拍摄时交替使用。虽然当时的摄影器材及设备十分陈旧，条件很差，特别是那些过了期的胶卷，感光度很低。我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在拍摄技术上，采用通过摄影机降格的拍摄方法，使拍出来的片子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是一次伟大的盛会，一代英杰汇集于此，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1991年9月21日，江泽民同志来到了西柏坡，他走进七届二中全会会址，环顾着这简陋平房里一目了然的陈设，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只要我们牢记毛主席“两个务必”的教导，我们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2002年12月5日，胡锦涛总书记率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到西柏坡，他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团结奋斗。(裴建素 冯建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