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员郭汝瑰将军的特殊战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定性胜利之后，蒋介石几百万精锐嫡系主力已丧失殆尽，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分崩离析的绝境。

　　凭我多年的经验，我知道蒋介石作战失败经常迁怒于人。近来我多少有点敏感，觉得有人中伤我，蒋介石已开始对我不信任。我是深深了解特务手段的残酷的。一想到万一情况败露，被严刑拷打，血肉横飞，求死不得的情景，确实有点不寒而栗。不如还是引咎辞职，早日离开受怀疑的境地为好。因此于1948年12月24日何应钦离职，徐永昌就任国防部长的机会，递上报告请辞第三厅厅长。但是顾祝同劝我打消辞意。他说:“你不过是承办业务的人，重大决策都是上级决定的，哪能由你负责呢？你不必引咎辞职！”他不知我真心是想趁机离开避祸，引咎只不过是饰词，所以还善意地留我。

　　另一方面我看见形势急转直下，迫切希望能够从此离开黑暗的蒋家王朝，奔向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解放区。1948年10月以后我曾一再请求任廉儒把我的心愿转告党。

　　任廉儒一直以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身份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地下活动，经常来往于京沪之间，与我联络。他到南京常住《益世报》报馆。

　　任廉儒向上级请示后，来南京对我说:“汝瑰同志，你的愿望，党非常赞同。但经过再三研究，认为你到解放区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你与其到解放区，不如想法争取到大西南去。党组织认为，解放军渡江及扫平江南不会遇坚强的抵抗。但是蒋介石最后必然妄图巩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场恶战，到那时，你能想法举行起义，瓦解敌军，影响作战进程，其作用和影响不是比到解放区去更大吗？”于是我决心再冒险争取带部队到西南。我又找顾祝同，请他给我照顾，让我出任军长。

　　“你一定要当军长，我就向总统请示看看。”顾祝同见我坚决效死的样子连忙这样说。

　　七十二军军长原是余锦源，在随杜聿明撤出徐州后，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后来，余锦源率部投降，跑出来了一部分官兵。蒋介石于是命令重建这支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能担任七十二军的军长，我真是喜出望外，至于蒋介石朝令夕改的原因，我根本不愿深究。

　　不过听顾祝同说，这是刘斐找替罪羊，向蒋介石说:“郭汝瑰学历和学识都够，只是历练少了，好出奇案，很不稳当。”顾同时还骂刘斐这样做很不道德。我万想不到刘斐为我做了这样大的好事。我与刘斐尽管有矛盾，我在大别山“清剿”会议见他抬白崇禧出来，在睢杞战役见他铅笔一挥就把区寿年兵团送掉时，就想向蒋介石报告，搞他下去。但我又疑惑他是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问任廉儒，他说“摸不清楚，最好莫要下手。”没想到这次他却帮了大忙。以后我到七十二军军长职之前，晋见蒋介石，蒋说:“你不行，唔！你要好好历练！”

　　这与顾祝同告诉我的话如出一辙，证明确是刘斐中伤我，但是我不怨刘，反而感谢他成全了我。

　　任廉儒同志告诉我:“党中央原先决定由三野陈毅司令员指挥进军西南，董老已把你的关系介绍给陈毅司令员了，以后改为由二野进军西南，因此陈司令员又把你的关系介绍给刘伯承司令员了。现在二野已在湘西沅陵一带集中，不久就要发起进攻了。你思想上要做好准备哟！”

　　由这一席话，我知道二野部队在湘西集中，就判断二野必定由酉阳、贵阳入川，先攻克重庆，再攻成都。攻重庆时，左翼兵团必定在江津、泸州间渡江，外翼也可能伸到泸州。我认为:在此情况下我跳出包围圈，退往宜宾，让解放军进出成都，与蒋介石主力决战，我就利用形势逼部队起义，这样就可以顺利而不冒风险！因此我必须千方百计使部队不离开叙泸。由于罗广文很相信我，他私下对我说，他的参谋长赵秀崑丧失信心，一直暗中收听共产党电台的广播。我乘机告诉赵秀崑，失败已成定局，陈明仁都起义了，叫他影响罗广文，早作下一步打算。

　　10月，蒋介石飞到重庆，在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召开作战会议。我与陈春霖同车前往参加。参加作战会议的除了陪同蒋介石来渝的及西南行政长官公署第三处参谋人员外，还有张群、钱大钧、杨森、胡宗南、罗广文、陈春霖、刘文辉、邓锡侯和我。蒋介石亲自主持了作战会议。会议室壁上挂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西南地区军用地图，室内横放着一张餐桌，蒋介石背地图坐在餐桌一侧的中央，两旁坐张群、刘文辉、邓锡侯、钱大钧等，其余人员都围餐桌列坐。

　　蒋介石强装冷静，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照例把眼光左右一扫，然后说出一大篇鼓劲打气的话，他苦笑着说:“各位将领在时局艰危之际，忠心耿耿，精诚谋国，使我十分高兴。我希望各位坚定必胜信念。国际危机四伏，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国局势尚不能测，如果我军能坚守西南、西北、两广，以待国际时局变化，定能反败为胜。因此，我军各将领必须决心坚守西南，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就是研究一下西南如何固守，共军主力将由何处攻击西南。以及我军如何配备兵力。”蒋说到这里，掉头向刘文辉、邓锡侯等微笑地说:“好，大家畅所欲言，随便说吧！”胡宗南的参谋长沈策首先发言说:“从历史上考查，历代入四川，大多是由川北而来，也有溯江西上的，但地形险阻，不便用兵，因此我判断共军主力将沿川陕公路进犯四川，川陕公路交通方便，易于共军展开。基于上述理由，我主张调四川四个机动军于川北剑阁一带设防，以挫败共军入川企图”。沈策说完后，会场上一片沉寂时，罗广文、陈春霖和我早已接到陈诚指示，要我们在情况艰难的时候尽量靠拢胡宗南，以便保存自己，而胡宗南也想争取我们壮大实力。因此，沈策说完后，罗广文表示大体赞同，主张七十二军不动，以免后防空虚。蒋侧身问刘文辉、邓锡侯有无意见。刘、邓都表示无意见。蒋介石遂决定主力放在川西北，编罗广文两个军及陈春霖军共三个军为十五兵团，开赴广元，并以杨汉烈部固守大巴山，孙震部守三峡，宋希濂部守鄂西及酉阳、黔江，何绍周部守贵州东正面。我见蒋介石配备一大圈几千里的防线，又把重点放川北，暗暗好笑，但只要我的部队不移动，我一言不发。

　　第二天胡宗南、宋希濂、何绍周等中央系将领又在临江门罗广文的第七编练司令部招待所开会，他们认为张群指挥不行，要胡宗南来指挥。宋希濂对我说:“来！联名给老头子写个报告，我们请求胡老大哥来指挥。”我说:“我字写得不好。”大家齐声说:“你起草吧！起好由赵秀崑缮正。”我推诿不过，只好给他们起草报告，让他们送给蒋介石。当时黄埔学生要求胡宗南指挥西南最后一战，但根本没有结果。因为蒋介石来到重庆后，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肖毅肃、三厅厅长许朗轩及国防部各厅参谋人员也先后飞到重庆。蒋介石亲自发号施令，指挥西南战役，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已形同虚设。

　　会后不久，蒋介石突然打电话到泸州，说是要召见我，使我感到十分紧张。因为我感觉蒋介石早已开始怀疑我了，这次电召到重庆，不知道是祸是福。看来凶多吉少，我恐怕再不能回转泸州了。哪知乘车来到重庆，才听说蒋介石并不是单独召见我，还召见了陈春霖。于是，一颗悬起的心终于落下来了。我们到林园，蒋经国、陶希圣早已在等候我们，一见我们来了，蒋经国热情地说:“啊，你们来了，坐会儿，坐吧！先生马上接见你们。”还没就座，蒋介石来了。在接受我们的敬礼后，要我们坐下谈话。蒋介石问我:“郭军长，你的部队整训得怎样？你的部队作战有无把握？”我急忙信心满满地说:“请总裁放心，西南战役很有希望，别说其他部队，单我这个成立最迟的军，有三个团正在紧张训练中，另三个团是我一路在医院收集的老兵，马上可以作战。新拨来的傅秉勋一师，成立很早，估计也能打。我认为，打仗完全有把握。”蒋介石听后，唔、唔几声，转而又问陈春霖。随后我们交谈几句，就让我们走了。我出来和蒋经国、陶希圣稍微寒暄后，就急忙乘车返回泸州。从此，我再也不敢到重庆去。罗广文曾多次约我，我都借故推辞了，害怕去了出问题。其实，躲在泸州，也并不安全。解放后我才清楚，我的参谋长许亚殷就是蒋介石派在我身旁的特务，还配备有电台，经常与军统秘密联系。如果蒋介石要杀我，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遭到不测。

　　当刘、邓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攻入贵州，蒋介石才判明解放军主攻方向，他十分震惊，立即电令调往川北的罗广文兵团，急行军开返重庆，火速推进到乌江布防，但尚未站稳脚跟，便被解放军突破了。解放军锋芒所向，直逼重庆。

　　惊慌失措的蒋介石，也顾不得对我的怀疑了，为了让我为他卖命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滞留解放军的前进，争取时间，以便集中其主力在成都附近，与解放军决一死战，遂叫国防部电令我任二十二兵团司令，要我直接指挥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在乐山)，四十四军(陈春霖由赤水向泸州退却)，七十二军(我兼军长)和三个独立师，沿长江、沱江在宜宾、泸州、内江一线布防，阻止解放军渡江。在电话中，肖毅肃说:“汝瑰！你知不知道谁叫你当兵团司令的？是墨公(顾祝同)。你可要卖力啊！”我知道蒋介石委我当兵团司令，并不是就消除对我的怀疑了，肖毅肃这个电话，必是有人说我不可靠，才打的。为了进一步稳住他，我故意在电话中说:“要争气，卖力没啥说的，不过你们这样指挥简直是乱搞，第一军被你们慌慌忙忙地用汽车运到重庆去补突破孔。企图固守重庆，重兵器马匹全无，只有送给共军吃掉，你们全不计算一下空间时间，就是前卫连长也知道后退展开嘛？像这样，我有力也卖不出！”肖毅肃听了，明知道说得有理，他只好说:“你不要乱说，你好好的干，看总统打胜仗！”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我也加快了起义的准备。

　　文/郭汝瑰　摘《郭汝瑰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