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日至26日，亚洲各国艺术家在鄂尔多斯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敖包相会”。

　　从发源三大宗教到孕育四大发明，亚洲，这片神奇的大陆，至今仍生活着近千个民族，每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令亚洲骄傲。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亚洲文明一直因其聚合多种不同文化而著称。已经走过11个年头的亚洲艺术节，即将步入豆蔻年华，它的生命力根植于怎样的土壤？亚洲文化的自信力如何进一步提升？出席亚洲艺术节的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记者：当年成吉思汗忙着依靠武力四处扩张的时候，也许根本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这里会以艺术的名义汇聚亚洲如此众多的国家。本届亚洲艺术节首次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有什么特点让人铭记？

　　蔡武：一提到鄂尔多斯，我们就会联想到广袤的草原、奔驰的骏马，想到马头琴与蒙古长调。这就是本届亚洲艺术节的第一个特点：民族风情。本届艺术节不仅在开、闭幕式等演出中体现了内蒙特色，亚洲文化部长圆桌会议的礼宾程序设置、开幕仪式等也都充满了浓浓的草原风情。比如本届亚洲文化部长圆桌会议的开幕式就叫做“敖包相会”，敖包是旧时草原人民指引方向的路标，正暗示了亚洲文化部长圆桌会议为亚洲文化合作指引了方向。

　　本届亚洲艺术节的第二个特色是群众参与。“那达慕”在蒙语中的意思为“娱乐、游艺”，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在本届亚艺节期间，草原那达慕大会这样的群众性活动首次纳入亚洲艺术节系列活动之中，充分体现了各族群众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

　　记者：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无论在地缘上还是文化上，一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彼此间的交往也十分活跃，您如何评价亚洲国家间目前的文化交流现状？

　　蔡武：长期以来，亚洲一直是中国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最为活跃的地区，通过文化交流可以促进我们同亚洲邻国之间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与亚洲国家每年实施的文化交流项目总数均占我国所有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总数的1/3以上，并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势头。目前我国已经同亚洲19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并同其中的12个国家签订了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

　　近年来，亚洲各国日益重视文化发展和文化交流，亚洲区域、次区域文化交流与合作也日趋活跃。2005年，我国与东盟签订了《中国—东盟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是我国与区域多边组织签订的首个文化合作文本。目前，我国与东盟正在商签《中国—东盟产业互动计划》。在2005年我国正式成为南盟观察员国之后，双方也在探讨在文化领域合作的可能。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我们也有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文化部长年度会晤机制，绝大多数成员都是亚洲国家。此外，我国和日本、韩国也建立有文化部长会晤机制，每年轮流在三国举行。

　　记者：1998年我国举办首届亚洲艺术节的初衷是什么？经过11年发展，亚洲艺术节经历了怎样的成长过程？

　　蔡武：1998年文化部倡议举办亚洲艺术节，集中邀请亚洲各国的艺术团组在十几天的时间内来华访演，集中展示亚洲各国的文化艺术，不仅给中国观众提供了饱览亚洲艺术精华的机会，同时也给亚洲各国的艺术家创造了一个彼此欣赏、相互借鉴的平台。这个倡议得到亚洲各国的响应，已经有23个亚洲国家累计共150余个艺术团组来华参节,更有近千万的观众参与了艺术节的各种活动。

　　亚洲艺术节已经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从诞生到今天，形式与内容都有了巨大的改变。办节模式从单一的由文化部主办变为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同主办，由地方政府承办；艺术节内容从单一的演出展览扩大到文化高层论坛和学术研讨；开幕式演出也从遴选一台亚洲节目担当变成了中外艺术家联袂打造等等，规模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参与的艺术家和人民群众越来越多，正在成为“人民的节日”。

　　记者：亚洲文化部长圆桌会议是本届亚洲艺术节的亮点之一，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部长们针对经济危机下的文化交流合作达到了怎样的共识？

　　蔡武：第一，召开亚洲文化部长圆桌会议是顺势而为。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地区各种形式的区域、次区域合作不断涌现，区域框架内的10+1、10+3等合作机制的作用日益凸显。我们倡议召开亚洲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就是希望搭建一个亚洲各国文化部长共同研讨亚洲区域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第二，召开亚洲文化部长圆桌会议是应时而动。虽然世界金融危机给亚洲各国社会各个层面带来了一定冲击，但文化发展却具有“反周期调节”的特性。这次的金融危机对于文化建设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此背景下，亚洲各国的文化部门主管领导齐聚一堂，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亚洲文化部长圆桌会议顺利结束，我们成功签署了《鄂尔多斯倡议》，这意味着掀开了亚洲区域文化合作崭新的一页，亚洲各国的文化合作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杨雪梅 刘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