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穗签售“红色三部曲”,接受本报专访谈纪实文学创作

　　叶永烈:写风云人物需强大人脉

　　“2009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昨天闭幕,一干名人作家带来了他们的新书和讲座。8月20日,书香节开幕的第一天,叶永烈带来了他最新修订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与蒋介石》。活动结束后,本报记者专访了他。

　　谈到纪实文学,就不能不提叶永烈的名字。但谈到叶永烈,可以说的就不只是纪实文学。从上世纪70年代的电影导演、科普文学作家,到今天的纪实文学大家,叶永烈写过描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马思聪传》、《傅雷之死》、《梁实秋的黄昏恋》,第一部记录文革的纪实作品《“四人帮”兴亡》,还有“纪实摄影”作品《真实的朝鲜》、《樱花下的日本》……兜了一个圈子,他至今仍认为“纪实文学”写作这条路没有选错。

　　在公安部看四麻袋资料

　　“报告文学《思乡曲》寄到美国去,马思聪看后大为吃惊。”

　　叶永烈的纪实文学涉及很多重大人物和敏感历史,一般人很难想象他如何获取那么丰富的材料,采访到核心的当事人。叶永烈告诉记者,他的纪实文学的资料来源,一个是文献,一个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

　　早期写作纪实文学《马思聪传》,他辗转上海、北京、广东搜集文献、采访当事人。在马思聪的故乡广东海丰县,他拍下了马思聪的故居,走访了马思聪的3个堂弟,还通过县公安局、档案馆、文化局、地方志办公室搜集各种资料,特别是在公安部档案室查阅了马思聪“出逃”的档案。这部作品一出版,就被全国报纸、杂志广为转载,反响极大。“科学需要探访求证,需要尊重事实,这跟纪实文学的创作是一个道理。”

　　而要采访到当事人,积累人脉是叶永烈成功的原因之一。当年上京查找马思聪的档案时,叶永烈就住在公安部的招待所里。那里住的都是穿制服的“大盖帽”,唯有他一身便装,当被要求出示身份时,同行的人一句“他是来自上海局的便衣”,给叶永烈开了一条“绿色通道”。在那段时间,叶永烈在公安部查阅了足有4麻袋的“002专案”资料——马思聪1967年坐的是广州新港渔轮修配厂的002号电动船前往美国,康生批示要重点调查此事。而他根据这些历史档案写成的报告文学《思乡曲》寄到美国去,马思聪看后大为吃惊,还以为叶永烈是当年负责调查自己的专案组成员。

　　陈伯达刚出狱就去采访

　　“我把陈伯达的书都看了一遍。他去世前还写了一幅字送给我。”

　　那次在公安方面积累的人脉,为叶永烈获取第一手信息和资料提供了便利,比如他对陈伯达的独家采访。1988年,叶永烈通过消息人士得到了陈伯达因病保外就医的信息,即开始准备采访。出于程序上的考虑,公安部建议叶永烈等陈伯达刑满释放后采访和发表文章更合适,就在公安部1988年10月17日为陈伯达举行刑满仪式刚满10天的时候,叶永烈就来到了陈伯达的家里。

　　叶永烈回忆,陈伯达起初并不同意接受采访:“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提问。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对这种历史上的“大人物”的采访,第一手信息固然重要,做足功夫也是很必要的,特别是案头功夫。“我把陈伯达的书都看了一遍,我们一见面,他就考我‘对那5顶帽子怎么看’——就是指他头上的国民党反共老手、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5顶帽子,我就如实说‘都不相信’,认为他不应该算是叛徒,至于‘托派’,我跟‘托派’有过接触,他们并不属于反革命的范畴。”第一次采访他时,他还是很不乐意拍照；到后来他就很配合了,他一直戴着帽子,因为拍照他第一次把帽子摘下来,还拍了一张他看报的照片。叶永烈说,“他去世前还写了一幅字送给我。”